长卷,是中国古代绘画艺术中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
1997年,刘晨考入北大哲学系。2002年,她申请赴美留学。11年的求学时间过去,她没有一点犹豫,在2013年回到北大艺术学院任教。多年来,刘晨一直深耕中国古代绘画,叙事性长卷是她最感兴趣的领域,也映射她一路经历的人生。像古画中的山水,人在其中走,路是弯的,山是叠的,你不知道下一秒会遇见什么,但总有什么在前面等着。
她行走在时间里,随着场景的变换,慢慢改变着自己的状态,直到绘落一幅独一无二的故事。

展卷
和刘晨的见面,约在她北大未名湖边的办公室里。十几平米的小屋里,书架从地板顶到天花板,塞满了图录、画册、考古报告。
其中,有一整套《中国古代书画图目》,24册,黑白印刷。自20世纪80年代陆续出版,是当年七位核心鉴定专家走遍全国博物馆的成果。“我们现在已经不用这些图了,”她说,“但还是要先看看它,看看那里有什么。”

她的办公室不大,但处处是痕迹。桌上摆着从西安带回来的小陶俑,是有一年带学生去西安考察,她和同为艺术学院的老师、研究古埃及艺术史的贾妍老师在街边买的。她笑起来,说这只是“冰山一角”。
随着书籍电子化,她在办公室也只放些大部头的书,如果要买一本新书放进来,就得把一本旧书拿出去。其中,有部新书搁在桌上,十分显眼——1981年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和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合办的中国绘画展图录,今年刚出的中文版。这也是刘晨近期正在做的项目——海外中国美术史研究,“这个展当时是两个馆最重要的绘画收藏,到现在都很有影响。”
四十五年前,这本书的展览以282件/套战国至清代书画珍品震撼西方,被誉为西方理解中国书画史的里程碑。而这本书里的所有图像,几乎都在刘晨的脑子里,随便问到哪一张画,她都能立刻翻到那一页。“我不敢夸口自己一定是脑子里图像最多的人,但肯定是最多的人之一。”刘晨笑着说。从世界美术史到中国美术史,她浏览过的图像浩如烟海,了然于胸。
她把书放回去,转过身,窗外是下午的阳光,不算充足,她的文竹养得不太好,只剩一根独苗,插在一个很好看的陶盆里。她也并不在意。

起笔
刘晨是攀枝花人,一个位于四川最南端,总是阳光灿烂的城市。
1997年,她考入北大哲学系。那一年,新生统一住在昌平校区。她坐着大巴从北大南门进去,而后直接被带往昌平校区,她对燕园的第一印象,是车窗外的路和树。后来她慢慢熟悉了这个园子,但已经不记得第一次去未名湖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看博雅塔是什么时候。
学习哲学,她感觉日子并不容易。西方哲学史、逻辑学、伦理学,全是抽象的推演。同学里有能沉浸其中的,她不行。大学四年,挫败感一直跟着她。是“中国哲学史”“美学概论”和当时尚为艺术学系所开设的一系列艺术选修课,为她的本科阶段投下了一束光。
但光还不够。她需要一条路。

大学时与哲学系部分师友合影
大二那年,刘晨常和同学从北大南门溜达出去,到附近的海淀图书城看书。有一天,她在书架上翻到一本美国专业介绍,很厚,她随便翻翻,看到一个词——Art History,艺术史。
她说不清那一下是什么感觉,但“就是觉得这个东西蛮有意思的”。
那时国内综合性大学基本都未开设这一学科,北大也还没成立艺术学院。刘晨并未过多考虑这个学科的具体用处或者就业前景,但她就是觉得,这个,可以。
艺术史既关注绘画本身的视觉语言与形式结构,也重视图像如何参与思想观念、社会制度与文化心理的建构。这在某种层面,与刘晨在大学本科所学的哲学学科的探索不谋而合。冥冥之中,已经走过的步履,把她引向了一条新的路。
转帧
2002年,刘晨申请赴美留学,专业选择了艺术史。
在缺乏充分信息的情况下,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她成功拿到了不少学校的offer。但由于一些原因,她的入学过程一波三折。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一位老师知道了她的情况以后,积极帮刘晨重新筹到了奖学金,使她得以顺利入学。这位老师叫Claudia Brown,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艺术学院的教授,也是刘晨后来多年的导师。
Claudia总是活力四射,从不轻易说“No”,遇到问题最先想到的不是其困难程度,而是解决方法。
“她非常非常好。直到现在,我有时候跟学生谈话,或者处理一些事情,会突然发现自己很像她,就会觉得很骄傲”。
她说起Claudia的时候,语气是那种很轻的、但很深的柔软。

刘晨博士毕业典礼后与Claudia Brown合影留念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在凤凰城,天气又干又热。刘晨从攀枝花到北京,再到凤凰城,住的都是又干又热的地方。
第一学期,有一门方法论课,老师是墨西哥裔,英语有一点口音。这门课每周要读一本厚厚的书、交一篇报告,然后上3小时的课讨论。刘晨初来乍到,语言还没完全跟上,有时候书读不完,报告写不出,讨论插不进话。后来慢慢适应过来,她也都跟上了。那段时间的艰难痛苦,她也渐渐淡忘了。
也恰恰是这段在西方环境下的学习,让刘晨越来越觉得,艺术史不该只有一条单线的“西方经典史”。
回锋
刘晨在美国待了十一年。
硕士、博士,她一路读下来,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奔波于学校、各种博物馆、美术馆之间。她没什么时间去周游世界,也没太多机会回家探亲。同学聚会、毕业十周年纪念,她回不来,只能在网上看照片;朋友结婚成家之类的人生时刻,她也错过了很多。那时没有微信,没有线上会议,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2011年,博士毕业,她没有在美国找工作,直接决定回国。
高校之外,博物馆工作也是她非常喜欢的。Claudia去大学任教之前,曾在凤凰城艺术博物馆工作了二十年,建起了亚洲艺术收藏,仅是中国绘画就有四百多件。刘晨曾在那里实习了两个暑假,后来博士后的项目也在大学和博物馆的合作中做展览策划:每周去博物馆,从库房里拿画出来,在研习室里上课。
她描述那个场景:老师拉一边,她拉一边,一幅长卷慢慢展开,她们戴着白手套,一尺一尺地看。她看得很细,每一笔、每一处印,都在看。
那是她最接近“实物”的几年。不是看图片,不是看图录,是画就在你面前,纸的纹理、墨的深浅、时间的痕迹,都在。

写博士论文期间,刘晨到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提件研习
有时候看一幅画,你会觉得你看到了那个画画的人。他那一笔是怎么落的,当时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好像你就在他旁边。
这也是她喜欢中国画的原因——不仅因为它美,更因为它有“笔触”,看着那些笔触,就好像看穿了时间,和古人产生了共鸣——那不是理性的分析,是感性的连接。
她刚读硕士的时候,曾被老师严肃地告知:学术研究不能带任何感情色彩。那时的她深信不疑,觉得这是科学的态度。但后来,她的看法渐渐改变了。
我越来越觉得,如果只有理性没有感性,是不够的。要告诉人们,这个东西好在哪、它为什么打动人,这本身是感性的工作。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在2006年才成立,一开始,她不知道北大已经有了相关院系。查资料的时候,突然看到北大艺术学院在招聘,有美术史方向,她特别激动,马上投了简历。
当时也有其他单位抛出橄榄枝,刘晨没有一点犹豫,直接选择了母校。2013年底,她正式回到北大。
“就想回来。”她说得很轻巧,但这句话背后,是十一年的漂泊。

重绘
2014年春天,刘晨在北大开讲自己的第一堂课,台下坐了一百多名学生。尽管也有初登讲台的紧张,但热爱教学的她竟然在当年末举行的“北京大学第十四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中一举荣获文科组一等奖和最佳教案奖。极为看重教学的她把所有时间都放在备课上:前三年六个学期,她一共开了九门新课。新课全都要从头来,架构、书目、图片、语言,全是新的,“有时候这门课以前没人开过,我就自己读很多书,自己搭框架。”
她并不满足于“把知识讲明白”。在她看来,艺术史也不仅仅是记住作品、年代和风格,而是学习如何通过图像,去理解文明、历史与人的情感世界。她尤其强调学生“观看”的能力。
讲丝绸之路艺术时,她会带学生一起读敦煌出土的粟特文古信札;分析中国绘画时,她会让学生反复看一处笔触、一段题跋、一种构图方式。“很多东西,不是老师直接告诉你的,而是你自己慢慢看出来的。”她希望学生学会的,不只是“知道”,而是真正去“看见”。
后来主讲《世界美术简史》时,她尝试用“全球艺术史”的视角重新组织课程:不再只以欧洲为中心,而是把亚洲、非洲、美洲与大洋洲一起放进“人类视觉文明”的整体脉络中。同时,随着学校燕京学堂的成立,刘晨也给“中国学”硕士项目的中外同学开设全英文的“中国艺术”课程。

刘晨参加教学比赛
由于她硕士期间系统学习了西方艺术通史,在开设中国艺术相关专业课程的同时,刘晨还兼及一些“西方艺术史”课程的讲授。有一年,出于培养方案的思路调整,学院需要新开一门“世界美术简史”——把西方和中国放在一起,还要加上美洲、大洋洲——这个重担落在刘晨一个人头上。她自学美洲艺术、大洋洲艺术,一个人把整个课程的架构搭了起来。

刘晨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巴杰罗国家博物馆(左);刘晨在开罗吉萨金字塔(右)
通过不断主动调适,她尝试打破边界,在自己硕博士关注的叙事性绘画之外,兼顾佛教美术、宫廷和文人的绘画等。在长期研究中,她逐渐形成了“图像与观念互动史”的研究路径。
这些年,她也不断出现在不同的学术与思想现场。从艺术史到文明交流,从中国绘画到全球视觉文化,许多讲座、对谈与跨学科讨论里,都能看到她坐在台上,与不同背景的学者一起,把那些关于图像、历史与人的问题,一点点重新展开。

刘晨主持“人类简史系列”作者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北大见面会
披图
当了老师以后,刘晨跟学生有了更深的链接。由于许多学生不习惯在大课上频繁发言,刘晨会长期保留大量office hour(答疑时间),与学生一对一谈话。很多学生后来回忆大学生活时,印象最深的并不仅是课堂本身,而是那些在未名湖边办公室里的长谈。

刘晨担任班主任的2014级本科班毕业典礼合影
2022级本科生刘高雅在填写沙龙报名问卷时,在问题一栏写下了“求学时的迷茫和解决方法”——她觉得大学生活和想象相差太远,总是陷入迷茫。
刘晨老师给了我们几张老照片,照片里她总在笑着,但这段时间是她人生中最灰暗的一段时期,远不像照片里这样乐观高兴,连她自己也惊讶自己那时候竟然能笑得这么开心。
听完沙龙后,刘高雅感觉“突然有点明白了自己问题的答案。”
这些年来,除了本院的学生,越来越多选修刘晨课程的其他专业的学生,都会来跟她谈心。这份来自年轻人的信任,让她感到很自豪。
几年前,已经是北大艺术学院副院长的刘晨,在学院的“院长沙龙”的活动里,与同学们分享了自己的求学经历。她告诉大家,自己的过往也有不顺利、不快乐的因素,但她始终坚持“Keep smiling”的态度:无论经历什么,要记得对自己笑、对别人笑,即使处在人生的低谷期,也要做好自己。
你要知道,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的困难,我们不要去比较谁的困难更大,因为在面前时那个困难就是很大的。
面对学生的困惑,刘晨告诉他们,不要沉溺在情绪的陷阱里,借用戴锦华老师的话叫做“熬过去”,会好的。
她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容易高兴的人”。有时候走在路上,看到玉兰花要开了,或者遇到一只松鼠,她就会很开心,不好的事很快就忘了。她觉得,这大概是她最大的优点。

现在身兼数职的她,忙碌之余,就通过逛博物馆和运动来给自己释压,偶尔也唱唱歌,“自己戴个麦在那瞎唱一会儿。”她还想学画画,从小就喜欢画着玩,但从来没有正式学过。她说,等自己退休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学画画。她说起《富春山居图》,提到黄公望五十几岁才开始学画,“所以我也觉得,我还有机会。”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亮晶晶的。

傍晚的时候,访谈快结束了。
她突然想起一件事。有一年校庆期间,她工作到很晚,从湖边走过,华灯初上,她拍了一张照片,发朋友圈,写了一段话:

我们大学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就和闺蜜沿着湖边散步,讲心事,不知道走了多少次。所以我很理解校友们说“未名湖是个海洋”,我们的青春、心事,都沉淀在这里。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没有煽情,没有感叹,就像在说一件平常的事。但你知道,那些年走过的路,看过的画,错过的聚会,读不完的书,写不下去的论文……都在这个湖里。
燕子飞出去,又飞回来。衔的泥,筑的巢,都在这里。
“在自己很熟悉的、度过了青春的这个园子里工作我觉得很幸福。”

刘晨在故宫拍摄的赵孟頫行书《归去来》
(图片/曹梦瑶、部分图源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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