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是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从“沙进人退”的生存困境到“绿进沙退”的生态逆转，从黄沙漫卷到绿意点染，中国荒漠变绿洲的奇迹惊艳世界。这份绿色答卷的背后不仅离不开一代代治沙人的坚守，也离不开一位深耕黄土、破译荒漠演化密码的科学家。他，就是刘东生。

　　黄土，在普通人的眼里或许只能看到沙尘暴和贫困，但是对于刘东生来说，“它像一把钥匙，能够解开无数的谜。”

刘东生。来源 |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山西吕梁山区的兴县，刘东生与考察队结束了一次水土保持调查。

　　临行时，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村里的乡亲们敲着锣、打着鼓涌到村口，很长一队。老大娘们每人都挎着篮子，把煮熟的鸡蛋、自家晒的红枣，一把一把硬往他和队员们的衣兜里塞。在那个白面饺子一年只能吃上一顿的贫困年代，这是乡亲们能拿出的最珍贵的东西。

　　一位村干部拉着他的手说：“我们这个偏僻的山沟很穷，受水土流失的灾害很严重，农业收成年年都很少。你们考察队是国家派来的，为了进行水土保持，为我们农民谋福利，做了大量的好事，乡亲们一定要送送你们！”队员们的衣服口袋被塞得满满的，推托不收也不行，一个个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那一刻，刘东生被深深触动了。他后来说：“老乡们的热情，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黄土和老乡们的生计紧密联系，研究黄土，就是为老百姓找出路。”

　　这份来自土地的、沉甸甸的托付，成为他一生的誓言。他毅然将科研的主战场，锚定在这片地球上最厚、最神秘的黄土之上。

刘东生采集的地质标本。来源 |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当时，国际地学界对黄土的成因已争论了一个多世纪，“风成”还是“水成”众说纷纭。有同事问他赞成哪种说法，刘东生说：“我哪种说法都不听，我只听黄土的，黄土会‘说话’。”

　　为摸清黄土全貌、破解成因谜题，他牵头组织年轻科研人员，划分十个小组，开启了黄土高原十条核心大断面的全域踏勘，调研范围覆盖山西、陕西、甘肃、河北等黄土核心分布区。

　　这次科考，研究范围之广，测量剖面之多，野外作业的艰辛程度之高可以说是在中国前无古人的。

1977年，刘东生在托木尔峰科学考察期间在帐篷外整理资料。来源 | 清华校友总会官网

　　没有机动车、没有食宿保障，队员们唯一的运输工具是驮设备的毛驴，全程靠步行穿梭于沟壑山野。风餐露宿是常态，他们每日徒步数十公里，逐段记录地层剖面，精准采集每一处黄土、古土壤标本。

　　凭着这不懈的坚持和努力，刘东生写下了数百本野外考察笔记。正是在这海量一手观察的基础上，他与团队通过对无数黄土剖面的解构，最终创立了“新风成学说”，以坚实的证据平息了国际学界持续百年的“风成”与“水成”之争。

刘东生（左）野外考察留影。来源 | 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更重要的是，刘东生带领同事和学生们从黄土地层序列中提取出丰富的环境信息，发现了黄土中一层层颜色、质地不同的“古土壤”，由此建立了完整的黄土-古土壤时间序列，揭示了黄土堆积过程中古气候、古环境的变化规律，使中国的黄土成为与深海沉积、极地冰芯并列的，解读全球环境变化的“三大天书”之一。

　　而且，这一研究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更对研究中国西北荒漠化的成因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并为相关治理工作提供了思路和方向。

　　比如，他的研究清晰地指出，黄土高原的自然本底是草原而非森林。这一结论，如同灯塔，为后来国家规模宏大的“退耕还林还草”生态工程，特别是为“以恢复草灌植被为主”的科学决策，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理论基石。

　　刘东生对中国干旱-半干旱区的研究并不止于黄土，而是有着系统认识和整体战略思考。他深入思考并多次撰文，认为我们面临的两个最严峻的难题是如何使大西北现有资源环境免受进一步的恶化以及如何使现有环境得到改善，而这两个难题归根到底是干旱化的问题。基于已有研究，他系统讨论了西北干旱化的控制因素、历史演变规律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呼吁采取可持续发展战略，并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工作措施。

刘东生专著。来源 | 中国科学院档案馆

　　深耕黄土一生，刘东生从未困于书斋学术，始终让科研扎根大地、服务民生。他破解的，不仅是地球的“历史密码”，更是今天我们在黄土高原上书写“绿色篇章”的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