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楼321房间既是章永乐在北大法学院的办公室，也是他的书房。走到这里，来访之人一眼就会被门口信息栏上的照片吸引——年轻帅气的章永乐骑着一匹高大的蒙古马，眼神专注，意气风发。比起板正的西装照，这张早已有些褪色的生活掠影更容易引发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好奇与想象。他是什么样的性格？喜欢读什么书？还有哪些爱好？一个冬日午后，我们走进321探访了章永乐的书房，听他讲述自己阅读、写作、思考、生活的故事。

章永乐办公室门口的个人信息栏△

外面，是更大的书房

　　书房是人格的对外投射

　　与想象中人文社科学者满满当当宛若迷宫的书斋不同，章永乐放在办公室的藏书并不算多。两面直抵天花板的书墙安置下他的绝大部分书籍，一面自进门起不曾间断延伸至窗边，另一面略窄些，留出位置摆放沙发、茶几、书桌，还有几摞书零散地堆放在桌面上，书房中间显得很宽敞。他直言自己没有收藏癖，且现阶段电子书足够应付他写文章查资料的需要。不过，还是有一些非要纸质书不可的情况，“一是为了教学，没有实体书我好像没法很仔细地阅读，二是如果碰到某个作者了，那我会很希望拥有一本签名的实体书来纪念这种机缘。”站在书墙前审视了一遍自己的藏书，他又补充道：“我觉得严格来讲书房是跟你的人格关联在一起的，是人格的一个对外投射，或者说一个放大。有一些学者爱好藏书，会把书房堆满，成套成套的书收拾得井井有条，但我就是懒洋洋的这种，比较随意。所以不同的人的书房还真是很不一样。”

　　在学术上的勤奋与严谨之外，生活中的章永乐确实有些随性。例如他爱养猫，有时候他会直接穿着“遛猫卫衣”来和学生见面，衣服胸前设计用来装猫的口袋拉链还敞开着。有几次参加在线会议，结束时猫咪慢吞吞走到摄像头面前，他就干脆抱起猫懒洋洋冲镜头挥挥手说再见。虽然曾经试图给图书编码分类的努力中途作罢，但章永乐对自己的藏书还是大致心里有数，基本是中文书放一边，外文书放一边。哪些是自己的“业务必备”，哪些是当年上学用过的，哪些是朋友暂存在这里又忘了拿走的，“用的时候还是能找到”。说着，他随手从书架上抽出几本书翻开展示，“这些是我从美国背回来的，当时虽然不太买得起，但是买了的都带回来了。呐，这是我学拉丁语的书，这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波利比乌斯，罗伯特·达尔，影印版的《理想国》......”他的书集中在法学、政治学、历史学、西方古典学领域。博士期间上课和写论文用过的书加起来有厚厚几摞，章永乐说，自己当时“一穷二白”，两手空空地去，回国时箱子里基本没装别的，就把这些书带了回来。

　　拥有一间书房，放喜欢的书，不被打扰地阅读、思考，大抵是每个读书人的理想生活。学生时代的章永乐很长时间没能实现这个愿望。“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我还是很爱买书的，那时候宿舍很挤，我住上铺，就弄了一个小书架在墙上放书，后来书太多了，只能堆放在床上，过那种‘半床书半床人’的生活。”本科毕业时这些书舍不得送人，他都想办法弄回了老家。后来出国留学，拥有一间书房更是无异于奢望。“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两年特别潦倒，一度在治安很差的洛杉矶市中心租住，后来条件好些了，但是美国的书特别贵，我不敢随便买，好多时候连淘旧书的钱都没有。”好在当时学校的图书馆很慷慨，每次允许借阅上百本书，章永乐便每次都拖着一个大箱子去借书。2008年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毕业后回到北大任教，法学院陈明楼的这间办公室成为了他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书房。他回忆那时候的自己，“像一个穷小子突然发了大财，非常欣喜”。

　　16年过去，章永乐在陈明楼的这间屋子里读书、写作、思考，这里的一切早已深深打上独属于他的烙印。书房不仅是主人公人格的投射，其本身就是一个关于主人公的人生的文本。沙发后面的照片墙，记录着许多于他而言珍贵重要的人、事、物，标记了他的成长轨迹：多年前与妻子举行结发礼的照片，UCLA民族音乐系古琴课汇报表演时的留影，已故挚友张晓波的遗照，家族的大合影......最中间有一张他站在山顶俯拍的老家，浙江乐清雁荡山深处的南阁古村，旁边则是一张颇具宿命感的合影——2009年，章永乐带着自己的博士生导师之一、英国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回到自己的村庄之时，偶遇了他在村里念小学时的班主任章冬英老师。扎根乡土的村小启蒙老师，漂洋过海远行求学时的引路人，还有未来即将成为他人学术、人生导师的章永乐，命运的齿轮在此开始交叉，重合。

章永乐书房里的照片墙△

左起依次为章永乐、章冬英、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友爱的共同体

　　章永乐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在他的本科时代，知识界大多以讨论理论问题为荣，青年学子受到这样的风气影响，也有很强的研究理论问题的热情。许多经典书目如果没读过，在同侪压力之下会觉得很不好意思。“和现在知识爆炸、不知道怎么选的状态相比，我们那会儿可以读的书不是那么多，目标还是比较明确的，出了什么新书大家会奔走相告，然后一起读一起讨论。那时候韦伯的书很火，还有哈耶克、伯林、福柯这些人，后来又有施特劳斯。”彼时，北大周围有万圣、风入松等书店，学校里还有周末书市，独自一人或者约上三五好友去周末书市寻宝淘书，是那一代北大学子特有的文化生活，也是他们难以忘怀的青春记忆。

2002年毕业季，章永乐在北大图书馆△

　　说起当年那些集体阅读的热潮，章永乐回忆起一些趣事。“刚到燕园的时候，很多同学选修经济学双学位，不修也要搞一本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供着。弄回来之后其实也不怎么读，但就是得有一本。”直到现在，章永乐的书房里还保留着一些当年跟随潮流买回来却没怎么读的书。用他的话说，这也是一种历史。书房记录了他的阅读轨迹，而个人的阅读轨迹恰好折射出个体在思想上的成长历程。“如果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许多书是读不进去的。人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会慢慢清楚哪些书对自己来说是重要的，哪些书虽然是好书，但自己已经不太需要细读的。”从北大出发，在UCLA接受了扎实的学术训练后又回到北大的章永乐，逐渐在法学、政治学、历史学的交叉地带找到了自己的研究兴趣与舒适区所在。

　　在北大读本科期间，对章永乐而言有一段非常宝贵，称得上“人生快乐的重要来源”的经历，那就是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每周五，这群有志于研究理论问题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大声朗读文本，然后逐字逐句推敲，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寻找答案。通过文本的阶梯，他们忘却了当代世界的喧嚣和虚浮，与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心灵对话。再度返回当代世界时，他们不仅收获了更多的知识，还有思想探索的快乐，以及与同行者结成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在那个青年人崇尚自由乃至有些散漫的年代，这样一个学生自发读书组织却存续了十多年之久。在后来的一篇纪念文章中，章永乐自己也感叹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拨又一拨的学生加入小组，又因毕业而离开北大校园，但星期五读书小组的旗帜始终不倒，实属难能可贵。”

　　星期五小组既不是老师组织的、作为教学延伸的“第二课堂”，也不是若干人因为对一两本书感兴趣而聚在一起、读完就“散伙”的临时组织，而是纯粹由几个本科生自发组织的、以“自我教育”为宗旨的读书小组。它的目的非常明确：为了自己的困惑寻找答案，而不是从老师那里寻找现成的答案。他们避免出现一个知识上有优越地位的人单方面输出，而是激发每个人问道求学的积极性。它的目标非常宏伟：从古希腊开始阅读西方思想史，夯实自己的知识基础。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霍布斯、洛克、卢梭、涂尔干......10年间，成员来来走走，整体阅读计划仍然遵循着成立之初的设想展开。它的方法有些原始乃至笨拙：在场的人逐一朗读文本，读几段以后停下来，大家各抒己见，对文本的疑惑，对作品历史信息的补充，对作者生平与其学术研究关联性的“八卦”......讨论天马行空，却总是孕育出新思想。星期五读书小组提供的精读训练为许多人最终走上学术道路起到了助推作用，当年参加过小组读书的学子，有不少已经是学界的中坚力量。

　　回到北大法学院任教后，章永乐组建了“半渡读书会”。这仍然不是一个“师门读书会”，本着来去自由的原则，他自己的学生与校内外学术同好，只要感兴趣，都可以在每周日下午聚在一起同读一个具有思想启发性的文本。关于“半渡”，他解释道：“这是一种思想状态。思考的过程就像摸着石头过河，渡河渡到一半，是继续往对岸走还是折返？其实你是缺乏一个明确的目标的。只有处在河中央的状态下，你才能充分考虑各种可能性。新思想是没有固定范式的。”“半渡读书会”选取的文本一定是所有人都不太熟悉的，有时是还没有中译版的新书，有时是新鲜出炉的论文。“如果很熟悉的话，就会变成我给大家讲课了。在不熟悉的文本里发现新问题，一起讨论，就像一群人一起到远方探险，这种未知最容易产生新东西。”在“半渡”形成的这个小小的文科学术共同体里，有人找到了论文写作的灵感，有人找到了学术研究的兴趣，所有人都收获了友情。在这里，许许多多的讨论催生出一个无形的心系天下的“气场”。有学生毕业后去往其他高校任教，也在不同的城市、自己的学生中间发起了同样模式的读书会。这样看来，最初的“星期五”，不仅仅标示那个“元小组”的成立日和通常活动日，更指向那个荒岛上的野蛮人星期五。没有星期五，鲁滨逊丧失的不仅仅是有人陪伴的快乐，更是他人性中的许多重要部分。

　　无形的书房

　　担任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副院长以后，章永乐的公务多了起来，许多工作也不得不挪到燕南园66号（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办公楼）处理。对他来说，陈明楼的这个房间、他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书房，还有怎样的意义呢？他打了一个比方：“我觉得书房就像是一个甲壳，读书的人往这里一钻就觉得很安全很熟悉。”他抬手指了指四周说：“这里的书，有些是我自己编写的，有些是我读过的、触摸过的，就像猫喜欢到处蹭到处舔留下自己的气味一样，这间书房可能是我留下气味最多的地方。写东西时，我还是喜欢回到这儿，这里给我有一种莫大的安全感。”说到这里，他又突然补充道：“所以我想纸质书还是很难被取代的。因为电子书可以一键下载、清空，别人很难从一本电子书上识别出关于你的信息。可是纸质书，你能确切知道某年某月某日某地，你在某个时刻碰到了它，遭遇了它，你收留了它，你就和它发生了一种时间上的空间上的联系。”

　　踏出安全的“甲壳”，外面是充满风险与各种可能性的世界。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某种意义上，章永乐觉得，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待解读的文本，外面是无形的书房。“社会就像一个text（文本），很多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你不知道它是一本书、两本书还是几本书，不知道是谁写的，也不知道是喜剧还是悲剧，你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读者还是主人公。这个过程就很有趣。一切都等待被阅读。”他热爱旅行。每年夏天，章永乐都会组团去内陆边疆考察。他喜欢随身带着北大法学院1983届毕业生、诗人海子（査海生）的诗集。在章永乐看来，海子是一个融入北方内陆空间的南方孩子，用他的诗歌描绘了中国高度多元的地理空间，以及其中生长出来的丰富多样的生活方式和生命秩序，从平原上的村庄、河流，远方的草原，到星辰流溢的河西走廊，从长满胡杨树的戈壁。在他的笔下，不同的地理空间产生了不同的习俗，不同的法，不同的人文景观。在北大法学院2019届毕业典礼的致辞中，章永乐曾这样说：“人们常常认为，海子留下的文字与思想遗产，主要属于中国文学界。然而，我要说的是，这笔遗产更属于我们这个法学院。海子的诗歌充满了对空间与法则的思考。”

章永乐在北大法学院2019届毕业典礼上致辞△

　　旅行总是给予章永乐许多灵感。“写作需要框架。很多时候，你的脑子里会有一些成型的、半成型的东西，但是缺乏一种形塑的力量去激活它。如何把这些材料组织起来，需要灵感，也需要付出很大的心力。世界很奇妙，出去看看，它会帮你整理。”在自己的第二本专著《万国竞争》的后记中，他坦诚这本书的写作与其在欧洲的游历有关。2014年9月到2015年7月，章永乐在德国柏林高等研究院做访问研究员。那里极其宽松的环境让他有机会手持康有为的游记，拜访康有为曾经驻足过的十多个欧洲国家。2020年疫情暴发前，他在法国南特高等研究院做访问研究员，继续沿着康有为的足迹，访问十多个国家，最北去了康有为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郊区沙丘巴登购买的小岛，他甚至准备购票前往康有为曾造访的、位于北极圈内的斯瓦尔巴群岛，因为新冠疫情暴发而未能成行。一百多年前，康有为曾经历过国际体系的大变革，身处维也纳体系下的他，看到的是一个气吞八荒、傲视寰球的欧洲。一百多年后的世界正在经历国际体系的另一次大变动。这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前途与道路？抚今思昔，章永乐非常感慨。“我的旅欧足迹尚不足康有为的四分之一，但‘行路’与‘读书’的结合，确实让我在康有为的诸多论述中，读出了种种弦外之音。”

章永乐（左二）与UCLA政治学系博士生同学在一起△

　　其实，对章永乐来说，年轻时前往美国留学的经历又何尝不是一场旅行。在美国的所见所闻所感深刻塑造了他的思想与精神气质。通向博士学位之路相当艰辛，大量的课程阅读和论文写作都是硬任务，每个学期熬到头都有心力交瘁之感。无独有偶，刚到美国的他又不幸碰上加州财政危机，于是录取通知书中的“全奖”被学校管理者“限缩解释”为不包括学费，导致他一度举债读书。为了省钱，章永乐只好租住在紧靠市中心、治安不佳的拉丁裔社区里，每天坐三个小时公交车来回，从UCLA挨着的富人区比弗利山（Beverly Hill），到他租住的拉丁裔社区，贫富和种族的等级差异，非常鲜活地呈现在眼前，这是对“洛杉矶折叠”的切身经历。他省吃俭用，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前还清了所有的债务，然后在北京轻装开始新的生活。多年以后，他进军美国研究与拉美研究，写出获奖著作《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在写作的时候，他脑海中经常浮现他在洛杉矶穿过的熙熙攘攘的人群，耳边回荡着混合了西班牙语与英语的种种对话。

　　不仅如此，异国求学之旅还给了章永乐另一种视角看待中国社会。全新的环境挑战着个体对事物应该如何的一切预设。曾经熟悉的东西被陌生化，从局内的经历者变成局外的观察者，双重视角带来的是更多的可能性。“思想要丰富就需要有差异，差异又需要对比。”在域外的环境中，一个人首先需要接受不同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做梦或许都在讲英语的情况下，再回头看过去熟悉的社会，好像就不太一样了。“比如你会思考为什么中国的神话里面是精卫填海、愚公移山而不是诺亚方舟？为什么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对于是否离开地球并没有执念，甚至还设计了章北海这样一个执意离开地球的角色，但大多数中国电影观众会觉得‘带着地球去流浪’是一个很感人的想法呢？中国人到底怎么理解家？这里面思想会经历一个类似远行和折返的过程。但无论远行还是折返，都是在丰富你自己对某些问题的认识。”这些年，章永乐的研究正是这样，在对历史与现实的差异的把握中，重新理解中国，重新理解世界。

　　朝向中国道路的思想突围

　　二十多年前，还在美国上学的章永乐曾用“海裔”的笔名发表过一篇讨论留学之利弊的短文，在中文互联网上流传甚广。“但愿下辈人成长之时，已有成熟的学术传统可供继承，而不需负笈万里，受种种零碎之苦”，他在文章结尾处写下的这段希冀，当时曾引发许多留学生的共鸣。19世纪以来，一批批心怀理想的中国青年负笈海外，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上下求索“旧邦新造”的道路。但在外国的学术体制内做学问，为了寻求承认，必然会从既有的理论范式出发，留学生们常常难以避免套用既有的理论范式，形成某种思想的“路径依赖”，以致以他人为参考系而将自身客体化，阻碍对中国文明自身的价值观和理想图景的深入探讨。本科时，受到许多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留学，后又回国任教的“50后”学人的影响，章永乐已在模模糊糊中萌生出一种宝贵的中国主体意识。这种意识在他的留学生涯中日渐明晰，并成为他日后学术生涯中思考的原点。

章永乐在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的洛杉矶寓所△

　　2003年初进入UCLA时，和那个年代大多数赴美攻读政治学专业博士学位的学生一样，章永乐被分配了研究中国政治的美国导师，实际上是被期待在美国的“区域研究”中作一些为美国理论提供中国素材的工作。然而，他很快转向了直接研读西方经典文本的政治思想史研究，选择了当时刚入职UCLA政治学系，曾经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古典学系主任的茱莉亚·西萨（Giulia Sissa）担任导师。这一转向，一方面与他在北大读本科时对理论产生的兴趣有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美国研究比较政治学，几乎绕不开“民主/威权”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理论框架，尽管许多人致力于为这两个概念加上各种限定词，但一旦接受这种二元对立的框架，无论是古代中华文明，还是20世纪中国摸索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许多经验都无法在其中获得恰如其分的表达和理解。相比之下，研读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李维、波里比乌斯和马基雅维利反而让章永乐感到更为舒适，因为它们与当代中国及当代西方都有一定距离，在这一领域，他可以专注于研究西方文明的自我理解，完全不必与老师同学因为对当代中国的不同见解而争论。当然，他经常会遭遇到一些老师和同学的困惑。毕竟，一个中国学生去美国啃那些用今人已经读不懂的语言写的经典著作，比一个美国人来中国研究《春秋》和司马迁有更大的难度，会被认为是放弃了自己先天的比较优势，走了一条吃力不讨好的道路，未来可能很难在美国找到工作。但他始终觉得自己的土壤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在美国工作。深入西方学术思想传统的源头，将西方文明作为一个内部充满张力和断裂、不断寻求重新自我整合和自我表述的运动体来理解，正是让他觉得最能够发挥留学价值的方式。

　　正是在这个方向上，章永乐遇到了若干在学术上给予他重要影响的教授，首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镇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和“微观史”的重镇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我之所以被他们吸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们对20世纪中国的许多探索与努力怀有深深的敬意，这与西方中心主义的‘接轨论’‘转轨论’者存在天壤之别。”在金兹堡教授主持的马基雅维利研讨班上，他们经常花两三个钟头讨论一小段文字，比较不同的研究进路给出的解释，庖丁解牛式地探讨它的作者如何生产出这些文本、针对什么样的听众、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包含什么样的盲点和内在矛盾......对经典文本的批判式阅读是章永乐在美国留学期间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东西。而在佩里·安德森的引导下，章永乐开始将写书评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活动对待。为他人写书评，论述的主题未必是自己熟悉的，为了言之有物，就必须加强学习，把握相关领域的学术脉络，这就为章永乐接触和进一步思考“古今中西”问题的各种理论范式提供了契机，也让他的思考不断越出既定的学科建制，向着更广阔的天地生长。

　　但另外一位教授是在十几年之后，才对章永乐的思考与写作产生重大影响，那就是他的导师委员会上的另一位著名学者，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帝国思想史的重镇安东尼·潘格登（Anthony Pagden）。当时章永乐对帝国思想史并不感兴趣，邀请潘格登进导师委员会，考虑其实很简单：潘格登与茱莉亚·西萨是学术伉俪，平时也非常和蔼可亲，从来不会为难学生。等回国若干年之后，问题意识的自然发展将他带向“帝国与国际法”研究，他突然意识到潘格登原来是一座高山，一条大河，也懊悔自己没有利用留学的机会好好聆教。他带领着“半渡读书会”的师生，研读了潘格登的若干经典著作，并在自己开设的通选课“公法与思想史”上使用了潘格登解释西班牙萨拉曼卡学派的文本。2023年，他发表了一篇研究托克维尔的殖民主义思想与中国道路之间关系的论文，而这篇论文的基础就是他在潘格登研讨课上的课程论文。新冠疫情期间，他参加了潘格登的一场在线演讲并担任评议人。他在发言中表达了对教授的思念与敬意，但同时也直言不讳一些学术观点的分歧。而在另一个研究中，他回应了佩里·安德森对于维也纳体系的研究，提出并论证了不同的主张。他相信，亦步亦趋并不是对授业导师真正的尊敬，一个学生能够献给老师最好的礼物，是有实质性推进的学术思想作品。

　　自2008年留学归国以来，章永乐的文章与专著涉及宪法史、国际法史、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中国近代政治史与思想史等诸多领域，也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留下了自己的学术印记。他思考近代中国“法统”的断裂和延续，梳理宪法、儒家经学与国际体系的关联，勾勒“门罗主义”话语的全球旅行轨迹，探讨现代性、全球化、帝国、民族国家、主权、民主、贤能政治、历史叙事......但这些探讨终究指向对于全球秩序之下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文明的思考。他在北大的法学本科教育下完成学术思想启蒙，负笈美国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又师从西方历史学名家，于是对他而言，法学、政治学与历史学，都是他自己有归属感并躬耕不辍的学科领域，“一个都不能少”。无论在具体的写作还是在所承担的学术组织工作中，他的思考都是问题导向的，跨学科的，不断探索“理论掘进”。他的第四本独著专著《西途东归》的副标题或许极好地概括了他一路走来的思想轨迹——一场“朝向中国道路的思想突围”，而他眼中的“中国道路”同时又应当是一条有“天下”抱负的、通达人类共通经验的道路。他在这本书的自序中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期待越来越多的同行者，克服疲惫，振作精神，基于“世界之中国”的经验寻求新的共通性理论，将这条“西途东归”的路走下去。

章永乐已出版的五本独著专著△

　　（摄影/吕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