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振羽，1900年1月出生，湖南邵阳人。大学期间，受李达影响，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问题。大学毕业后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军。之后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北平主编《村治》《新东方》等月刊。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夏，在湖南创办“塘田战时讲学院”。1939年到重庆从事历史研究和党的统战工作。1942年到达延安，先在中央研究院任特别研究员，后在中央党校一部参加整风运动。抗战胜利后到东北工作，先后任中共辽东省委常委、大连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东北人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55年获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9年至1963年初，担任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以下简称“中央高级党校”）历史学教授兼历史教研室顾问。他在中国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中国通史和民族史等诸多领域，均有开拓性、创新性的成就，代表作有《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简明中国通史》《中国民族简史》等。曾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63年蒙受不白之冤，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1980年7月，因病去世。

　　两次与中央党校结缘
　　1942年底，时任刘少奇政治秘书的吕振羽随刘少奇回到延安，担任中央研究院中国历史研究室的特别研究员，开展历史研究工作。1943年延安的整风运动仍在进行，吕振羽认为这是一次提高自己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好机会，主动要求参加这一学习。他被安排在中央党校一部参加了整风运动，改任刘少奇学习秘书。这一段时期可以算是吕振羽与中央党校的第一次结缘。
　　第二次结缘始于1955年。当时吕振羽调离东北大学，来北京治病。此时，中央高级党校初创，时任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委派历史教研室主任魏晨旭等同志前往吕振羽住处，邀请他为中央高级党校讲课。吕振羽欣然同意，他表示理论工作者为中央高级党校讲课，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但因他很快便去苏联、德国参加学术会议，之后因病休养，所以授课一事暂时搁置了。一直到1959年，中央高级党校的任务由轮训干部改为培养理论宣传工作的中高级干部，开办了理论班，设立中国历史课。中国古代史请吕振羽讲授，并聘请他兼任历史教研室顾问，指导党校历史教研室的教学和科研。
　　在中央党校的丰硕教研成果
　　吕振羽在中央高级党校工作期间，在授课之余，撰写了大批理论文章和著作。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吕振羽在新中国成立后史学成果最多的时期。
　　撰写《中国历史讲稿》。1959年，吕振羽给中央高级党校理论班学员讲授中国古代史，从中国原始社会一直讲到鸦片战争。历史教研室将讲课的速记稿整理成册印发，198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就是著名的、为学术界普遍称道的《中国历史讲稿》。全书共18讲，共20余万字。这份讲稿，“简明扼要，理论性强，深入浅出……正适合高中级党校、高中级干部政治学校和广大在职干部学习中国历史的需要”。它不仅反映了吕振羽讲课的主要特点，更重要的是阐明了他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的独到见解。《中国历史讲稿》虽然篇幅不长，却是他数十年研究中国历史学术成果的结晶，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进行研究的成果。
　　撰写《中国历史引言》。1962年下半年，吕振羽给61班学员讲授“中国历史引言”课程。讲课稿经过整理印成《中国历史引言》单行本，副标题为“中国历史上的波澜和曲折”。这本单行本近3万字，理论性强，集中讲述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几个大的飞跃、逆转以及民族矛盾和冲突，同时又写得通俗易懂，非常适合学员自学，成为学员学习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导论、导学。后来和其他历史学家的讲稿一起集结成《中国古代史讲座》一书，由求实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
　　聚焦民族问题研究。在党校授课期间，吕振羽结合当时党的民族工作的需要，逐渐将史学研究的重点转向民族关系问题研究。1959年至1962年，他先后发表了《我国若干少数民族的原始公社制或其残余》《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从远古的文化遗存看我国各民族的历史关系》《新疆和祖国的历史关系》《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等论文。他提出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合作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凡生活在今天国土以内的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等观点在当时无疑具有极大的先进性，对制定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巩固民族团结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最受欢迎的历史学教员之一”
　　吕振羽一向重视教书育人、培养后学。在党校工作期间，他讲授中国历史、指导研究生、传授治学经验，与党校师生结下了深厚感情，“成为中央党校最受欢迎的历史学教员之一”。
　　当时理论班的学员多是省委党校、大专院校的教研室主任，以及宣传教育、新闻出版方面的领导干部，政治理论和文化水平都较高。对此，吕振羽认为：我们这些干部学习历史，和大学生与科研人员学历史，不能完全一样。讲课中，他采用详略结合的方式进行讲授，对一般的历史事件和问题简单提及，或是让学员自学，而对一些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则详细介绍。他还采用对比的方法，引导学员对比不同的学术观点，自己去判断思考，形成自己的见解，产生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1961年至1962年，吕振羽还为党校理论班学员和党校干部讲授了“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问题”“中国历史上的波澜和曲折”“中国历史的特点问题”“地下出土的远古遗存和我国原始公社制时代的历史过程”等若干历史专题。这些讲座和专题各具特色，引人注目。这一时期，他对中国历史学科的建设提出了很多很好的设想，如希望开辟军事史、妇女史、政治史等新的史学研究领域。
　　作为党校历史教研室顾问，吕振羽具备非凡的战略眼光。1962年，为了把理论班60班和61班的中国历史课教好，吕振羽和历史教研室领导商定，邀请国内断代史专家分别授课。于是，尹达、裴文中、夏鼐、杨向奎、白寿彝、翦伯赞、田余庆、唐长孺、邓广铭、韩儒林、吴晗、郑天挺、谭其骧、刘大年、柴德庚、胡厚宣、丁声树、金灿然等学术名家，都被请到党校为学员上课，一时成为史学界的“盛举”。
　　奠定党校历史学科“史论结合”的研究范式
　　吕振羽主张研究学术要有科学的态度，唯真理是从。他在历史研究方法论方面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在党校的课堂上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以论代史”的做法。他说，所谓以论代史，就是不讲具体历史事实，只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如果是这样，这就不是历史。因为这里没有中国的历史，只有一个公式，随便套到哪里都可以”。他主张“史论结合”，坚决反对所谓马克思主义史学不讲史料的说法，务必从丰富充实的史料中，正确地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他提出，研究历史要提倡“史论统一”，实质上就是理论与实际的统一。要把客观丰富的历史写得具体生动，把历史的本来面貌反映出来。
　　在史料的获得和运用上，吕振羽不仅重视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也重视出土文物、民俗材料和历代口耳相传的资料，尤其注重实地调查得来的一手资料。1961年7月他应乌兰夫的邀请，访问了内蒙古自治区。他参观了昭君墓、汉古城等名胜古迹，看到了当地出土的战国、汉、辽、金、元文物，确证了民族融合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他比较了汉和匈奴的瓦当，认为女真族从很早开始就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这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后来都体现在他的党校课堂上和发表的论文中。1962年底他回老家邵阳探亲。利用此机会，他主动到基层调研，并以日记形式将调研成果记录下来。12月15日，他参观武冈县翠云公社资南大队，详细了解了该大队的基本情况。当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上午访翠云公社资南大队，户数295户，人口1098人。全劳力214人，土地1040亩，耕牛51头。农业产粮1962年比1961年增产19%，平均亩产600斤左右。劳动报酬，去年平均每日8.2角，今年平均每日12角……”这些一手资料为他分析史料，研究现实情况提供了有力佐证。
　　吕振羽对党校历史教研室的学科建设和青年教师的培养，也予以极大的关注和支持。1960年，他主动为历史教研室全体干部进行中国历史理论的辅导与讲解。他还指导教研室编写适合中央高级党校干部教学需要的历史教辅资料《中国历史学界几个重要学术争论的介绍》等，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史论结合，重在总结历史经验，阐明历史发展规律，编出自己的特色。他应党校之请培养3名青年教师做研究生，要求他们各自制定学习计划，包括主攻方向、近远期所要达到的目标等，对读书和研究做了悉心指导，强调理论要踏实，基础要打得宽，专业要搞得深和牢。
　　谦逊豁达自省的为人之道
　　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吕振羽特别谦虚豁达。吕振羽是西周封建说的首创者，但他从不以此居功自傲。在谈到西周封建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时，他认为范文澜德高望重，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应该把范文澜同志的名字放在前面”。对于战国封建论的首创者郭沫若，他总是用敬佩的语气称赞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学方面的巨大贡献，多次主张学员和历史教研室同志们好好学习郭沫若的史学著作。
　　吕振羽虚怀若谷，对自己的研究始终秉持开放态度，不断地修订自己的论著和观点。《中国社会史诸问题》成书于1940年，1961年三联书店对此书修订再版。在再版序言中，吕振羽提到，这本书已经有20多年了，有一些错误的措辞，还有不少重要缺落，都应一一修订。在历史人物评价方面，吕振羽也在不断反思。在《简明中国通史》中，他对春秋战国时期的范雎、张仪评价不高。在给党校学员讲课时，他对此进行了反思，他认为范雎和张仪搞的连横运动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自己从前在书中对他们的评价有不妥之处，希望以后把那些字眼改一下。可见，他随时保持一颗自思自省的心。
　　吕振羽的一生，始终坚持真理，不畏强权，不随波逐流，在任何环境下不改变自己对历史科学性和真理性的追求。他在史学研究的田野上，树起了不可逾越的丰碑，在中央党校的教学实践中，展现了诲人不倦的德业风范，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