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初夏，我两次来到位于北京西城的民国报人邵飘萍（1886—1926）故居，默默注视着飘萍先生的半身铜像，试图在咫尺之间跨越时空百年，通过无声的目光交流感受他的内心世界。在我参观完故居里的展厅，认真阅读了邵飘萍的新闻作品和著作，以及人们纪念他的文字之后，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影像浮现于眼前：师者。没错，师者——邵飘萍贯穿其半个人生的另一身份与形象。 

　　一

　　1909年，23岁的邵飘萍以优等成绩从浙江高等学堂毕业，返回金华，在金华中学堂任教，教授国文与历史。　　

　　邵飘萍的学生王之英，曾任北京艺专校长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他生前接受采访时对自己的老师有如下描述和评价：

　　“飘萍先生对学生要求很严，对不认真听课的人就罚他到教室后排‘面壁思过’，但从不打骂。”　　

　　“飘萍先生癖爱历史，历史课也上得特别好。他以激昂的爱国热情讲课，简直把文天祥、李清照、岳飞这些历史人物都讲活了。而且常常借用历史典故，为国家的兴衰大发感慨。飘萍先生以历史为镜子，教给我们许多做人的哲理。”

　　这不是美誉之词。邵飘萍早慧，聪颖过人，得益于做私塾先生的父亲悉心教养，国学底子厚实，14岁即中秀才，成绩名列金华府八县之首。在浙江高等学堂，邵飘萍有条件进一步接受新式教育。据邵飘萍的同窗好友、同盟会首批会员张任天回忆，“邵飘萍学习成绩好，书法好，文章写得好，琴也弹得好。”　　

　　这般优秀的青年才俊去中学做老师，又是自己最拿手的学科，授课效果自然不会差，受到学生的尊敬和喜爱亦在情理之中。不过相对于教书，他更痴迷于新闻事业。在杭州读书期间，邵飘萍有机会接触到各地的报纸杂志，眼界大开，初步萌生“新闻救国”的理想，不但尝试校园办报，还给上海的报纸撰写新闻通讯。在中学教书之余继续挥洒写作激情，给上海多家报纸供稿，并担任了当时上海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申报》的特约通讯员。

　　在金华工作两年后，邵飘萍辞去教职，从此走上了职业报人之路——一条跌宕起伏而璀璨传奇的人生之路。

　　二

　　从1911年底至1926年，邵飘萍的足迹跨越南北东西，从杭州到上海北京，从国内到国外，他满怀激情投身到他所热爱的新闻事业中，书写了辉煌耀眼的人生履历：与人合办《汉民日报》并任主编；任《申报》《时报》《时事新报》主笔；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创办北京新闻编译社；创办《京报》并任社长；东渡日本，组织成立“东京通讯社”……在此过程中，他通过自己的通讯和评论作品赢得了极高的社会声誉。　　

　　为促进中国新闻业的进步，邵飘萍大力提倡普及新闻教育，为新闻教育鼓与呼，“欲救其弊，知非提倡新闻学不可矣”“新闻与人生之关系既如此其密切，新闻知识应列为国民普通知识之一”。他还认为，中学以上的学校都应开设新闻课程，大学应该设立新闻系。

　　在他的积极推动下，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作为研究会导师，邵飘萍在五四运动前的半年时间里，每周日都会抽出时间给学员讲授新闻学课程。青年毛泽东即是研究会首届毕业学员之一。时隔多年，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中向美国记者斯诺谈起这段往事，“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1923年，北京平民大学设立报学系，邵飘萍讲授新闻采访课程，共教授三级学生123人。学生徐艿回忆，“他（飘萍老师）常对我们说，学新闻，光啃书本、学理论不够，要认识社会，了解社会”“博学多闻，对搞新闻是必要的；而且将来从事工作，又不知用得着哪一门”。这些见地，对发展中国新闻教育极具前瞻性。

　　1924年，邵飘萍应北京国立法政大学邀请，担任该校新闻专业导师，讲授新闻采编和报纸经营管理知识。同年，他将在法政大学的讲义进行整理补充，出版专著《新闻学总论》。而他早一年出版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则成为国内第一部新闻采访专著。

　　三

　　邵飘萍的新闻工作之路，同时也是他探索挽救国家危亡和民族振兴的思想之路。从1911年开始，他就借助报纸，通过自己笔下的一篇篇评论，抨击清政府的腐朽没落、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和丧权辱国行为，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革命态度。　

　　作为著名报人，邵飘萍拥有超乎寻常的社会观察力和判断力，对五四运动较早关注并持续进行舆论动员。仅在五四运动前的3个月，他就在《京报》上发表相关评论10余篇。如1919年2月10日的《外交部之声明》，批评北洋政府在外交上的软弱，质问“日人固知注意其国际之地位矣，试问我国之国际地位如何？”3月29日的《请国民注意世界和会》，呼吁民众“切勿埋头于国内之细事，放眼一观世界大局及我国所处地位艰危焉！”

　　“五四”前夜，邵飘萍赶往北大红楼法科大礼堂，跃上讲台向学生们讲述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前因后果，慷慨陈词：“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　　

　　“五四”后，他继续坚持革命立场，除了组织《京报》进行重点报道外，还挑灯不眠连续撰写了《和约签字后如何》《我国不签字之影响》《拒绝签约后之一致对外》等系列评论，高呼“大祸当前，忍无可忍”，直谏北洋当局听从民意，维护主权。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1919年夏，段祺瑞政府以“扰乱京师治安”的罪名查封了《京报》。为躲避追捕，邵飘萍辗转日本，白天在《朝日新闻》社工作，早晚潜心研读《资本论大纲》《社会主义论》等马克思主义著作，伏案完成《新俄国之研究》《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两本书的写作。在后一本书中，他这样写道：“社会主义，因马克思研究进步之结果，不局蹐于空想领域之中，俨然建设城堡于科学之上，既以学理昌明，其主义复继之以实行运动，故马克思不仅为近世社会主义之鼻祖，其学说之影响，实为人类生活史开一新纪元者也。”　　

　　不难看出，此时的邵飘萍已经被新的思想吸引了。1920年秋，邵飘萍回国，复刊《京报》并进行扩版。除了继续开展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外，邵飘萍还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保持密切联系，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苏维埃俄国建设成就方面投入了更多的力量。如，中共中央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向导》周报1922年创刊后，《京报》会以广告形式刊登每一期目录。又如，1923年，《京报》推出《农民皆大欢喜》《苏维埃革命纪念》等报道，刊发李大钊《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瞿秋白《苏维埃俄罗斯之教育政策》等研究性文章，引发社会广泛反响。

　　邵飘萍倾力宣传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和信仰，同时也与他对报纸功能的深刻认识有关。他认为，报纸为社会之教师，新闻事业除了社会公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这两项特质之外，还具有一个重要的特质：教育。“一日之新闻纸皆与社会政治之变迁有关，其范围之宽广，势力之伟大，不啻国民之无边大讲座也。”他以自建的《京报》为阵地，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为座右铭，开坛布道，向社会大众传播新知，传授新思想。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自1909年起，邵飘萍先后担任过中学教师、大学新闻导师，并借报纸承担起“社会之师”的角色。师者，始终是他职业生涯中的另一鲜明形象。作为一介书生，他赤膊上阵，以手中的笔为剑为枪为炮，向反动军阀和帝国列强不断发起舆论冲锋。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他硬生生把自己的柔弱之躯千锤百炼为铮铮铁骨，用自己的才气、倔强和无畏，在中国新闻史上树立起一面旗帜。

　　1925年春，在李大钊、罗章龙的介绍下，邵飘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秘密党员。一年后，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被奉系军阀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杀害于北京天桥，以身殉报，以身殉道。6年后，1932年，浙江东阳紫溪邵氏续修宗谱，时任驻法公使顾维钧致送挽诗一首：卓荦才名海内知，遗编击壤重当时。原田再现舆人诵，乡校真为执政师。碧血斓斑千古恨，丹心照耀百年期。津桥杜宇声声苦，似说平生有所思。　　

　　师者邵飘萍！飘萍先生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