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把教育、科技、人才进行“三位一体”统筹安排、一体部署，再次强调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高校在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作用更加凸显，备受党和国家重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构建开放创新生态，需要高校、科研院所及其他社会机构等共同发力。

　　如何更好定位高校在构建开放创新生态中的角色，以更好发挥其作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轨道交通控制与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首席教授钟章队和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长、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理事长刘宝存对此展开深入探讨。

　　打造开放创新生态的“先锋队”和“排头兵”

　　高校是我国科学研究中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是基础研究的主要承担者，也是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重要力量。由于具有较为齐全的学科门类，高校更是跨学科研究的重要阵地，有着独特优势。据统计，在最近3次新增两院院士中来自高校人员占比超过50%，近七成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来自高校。

　　如何定位高校在构建开放创新生态中的角色？钟章队认为，高校在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中，应该发挥“先锋队”和“排头兵”的作用。高校要在新时代的改革创新中勇当先锋，做国际间知识交互的促进者，推动科研人员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对接世界科学前沿、技术前沿和工程前沿，做有益于人类文明成果创造的重要贡献者。刘宝存则认为，高校是我国基础研究和重大科技突破的重要策源地，是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的重要蓄水池，在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中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

　　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是高校的重要工作之一，兼具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国际交流合作三大职能，在我国高校科学研究水平大幅提升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刘宝存看来，我国高校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是在国家整个对外交流合作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经历了5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至1958年的全面学苏阶段，主要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开展交流合作。第二阶段是1958年至1976年的自主探索阶段，开始加大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援助和科技援助。第三阶段是1977年到2000年的初创发展阶段，大力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也得以恢复和发展，开始外派留学生、教师、科研人员，引进外籍专家、外籍教师，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开展中外合作办学等。第四阶段是2001年至2012年的拓展规范阶段，拓展了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内涵和高校开展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范围和深度。第五阶段是2012年至今的完善提升阶段，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在我国对外交往中的地位逐渐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合作对象不断拓展，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和全球科技治理，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不断提升，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和广领域的科技交流合作新格局，有力推动了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有力推动了“双一流”建设。

　　作为我国轨道交通通信控制领域的领军人，多年来，钟章队带领团队一方面接续奋斗赶超国际先进水平，一方面积极与国外同行开展交流合作。他将团队进行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围绕学术成果分享进行交流合作，包括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给学术期刊投稿并参与审稿、参与学术共同体（如IEEE、IET等）专题会议、参加国际标准会议、出版国际学术专著等，从而尽快掌握学科前沿动态，拓宽国际学术视野，增进学术同行之间的相互理解。二是围绕人才培养进行交流合作，团队培养的博士50%以上有一至两年留学或出国交流经历，同时大量邀请国外学者对某一问题或某一学术点进行有针对性的交流。三是围绕科研进行交流合作，积极参与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的国际合作项目，与各国团队对接开展对科学前沿问题的探索。四是围绕标准制定进行交流合作。在钟章队所在领域，涉及到许多标准的制定。近年来，他和国内同行们一直致力于在国际上增强我国在该领域的话语权。他认为，中国学者还需要更加深入地进行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参与甚至主导标准制定。

兰州大学、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和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中外同行共同完成的丹尼索瓦人最新研究成果论文在线发表于《科学》。图为现场取样 图|科研团队（通讯员）/中新社/视觉中国

　　高水平交流合作助推高水平自立自强

　　随着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各国在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方面都呈现出不断加强不断扩大的趋势。据刘宝存介绍，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都在制定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方面的战略规划和法律法规，推进本国学者和国外学者之间的交流，加强对国际性问题的联合研究，并先后建立中央和地方相结合、政府和民间基金相结合、专业机构与高校相结合的多位一体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机制。在具体实施方面，会根据不同对象国制定有针对性的策略，与发达国家合作以密切跟踪该学科发展前沿，共同交流相关信息和资料，实现共赢。对于科研实力不够强但有一定基础的国家，则充分利用其长处开展互惠性合作，通过技术援助实现长线效应，提升本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力，为国家外交战略提供助力。此外，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参与多边重大科研计划，特别是积极参与国际组织，以获得更大的科技治理话语权。

　　国际交流合作的核心是围绕人才展开的。美国自二战起就利用科技和生活条件等方面的优势在世界范围内网罗优秀人才，成为美国科技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之一。德国、日本、韩国等也都制定了类似的规划，大力吸引国际高端人才，招收优秀国际学生，通过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充分利用全球智力资源，吸纳优秀人才。

　　近年来，随着“双一流”建设持续推进，我国高校的科研实力不断提升，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也呈现出新变化和新趋势。在钟章队看来，首先是交流合作时空范围的变化。他认为，近年来我国国际学术交流的广度、深度和厚度发生较大变化，从原来主要侧重与欧美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逐步拓展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从偏基础、偏知识的交流合作，逐步转向前沿领域的合作，甚至聚焦于某个前沿科学问题的攻关；从某几个点、某部分人的交流合作，转向有整个团队参与的大合作。其次是交流合作主体的变化。个体参与交流合作的主观能动性增强，更多民间团体加入其中。再次是交流合作内涵的变化。交流内容越来越深入，合作进一步深化，进入到高质量开放合作阶段。最后是交流合作关系的变化。从“跟跑”阶段的参与为主，逐步向“平起平坐”转变，在部分领域甚至开始主导。以钟章队所在学科领域为例，在3GPP标准（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制定时我国机构的参与度尚不高，但如今在相关领域国际学术会议的分会场甚至主会场上，中国人已经开始担任主席。国际铁路联盟是铁路领域最大的国际民间团体，我国以往只是参与，现在可以主持制定相关标准。

　　刘宝存认为，随着“双一流”建设不断推进，我国高校一方面加强了与世界一流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实质性合作，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将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有效融合到教学科研全过程，开展高水平人才联合培养和科学联合攻关。另一方面，致力于创造良好的国际化教学科研环境，不断增强对外籍优秀教师和高水平国际学生的吸引力。此外，积极参与国际教育教学评估认证和国际教育规则制定，切实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和话语权。

　　近年来，我国积极参与或牵头组织国际和区域性重大科学计划与科学工程，加强国际协同创新，通过各种人才项目和研究基金，支持外籍科学家领衔和参与国家科技计划，鼓励各国科学家围绕重大问题共同开展研究，提升应对全人类问题的能力。同时，主动设置全球性科技创新议题，如实施科技抗疫国际合作行动，推动金砖国家疫苗研发中心建设，制定碳中和国际科技创新合作计划等。这些都显著提升了我国在重要国际科技组织中的贡献度、话语权、领导力。

　　与此同时，社会上开始出现一种声音，认为科技落后时需要向国外学习，现在我们有些学科已经处于“并跑”甚至“领跑”地位，就没必要再向别国学习了。甚至还有人认为，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就不再需要开展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了。对此，钟章队表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与高水平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是相辅相成的。近10年来我国科研水平快速提升，在很多领域已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甚至是“领跑”的跨越，是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迁移和跃升。但这一趋势并非理所当然地一成不变，为了避免出现逆向迁移，需要加紧开展国际科研和人才交流合作，避免“固步自封”的短视。学术发展永无止境，学术交流“永远在路上”，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科技前沿不断推进，在很多领域一个国家可能会受地域条件等限制无法独立开展研究。同时，像气候问题、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等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不是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科学家就能解决的。

　　刘宝存指出，自立自强并不排斥交流合作，交流合作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对我国目前的科技发展水平，我们应该有一个整体的、清醒的、客观的认知和定位。虽然我们在较短时间内缩小了与科技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一些领域已经达到“领跑”层次，但总体来说仍处在追赶和学习阶段。在全球化时代，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垄断知识。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应该针对不同国家制定不同的交流合作策略。

中国的农学教授刘高琼（左）与肯尼亚农业专家、中肯作物分子生物学联合实验室主任理查德·穆卢瓦（中）及肯方研究生在中肯作物分子生物学联合实验室交流实验成果 摄影|新华社记者 张宇

　　强化顶层设计统筹高质量科技开放

　　近几年，我们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不断面临新问题新挑战。首先，随着我国科技实力的增强，发达国家不断调整与我国的合作策略，一方面把我国作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另一方面，也有个别国家把我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甚至试图遏制我们。这使我国高校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遇到新的问题和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校进一步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

　　刘宝存认为，我国科技对外交流合作涉及面广但重点不够突出，缺乏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展开以攻坚克难为主题的国际交流合作长效机制，缺乏根据不同国家进行不同层次、不同方向交流合作的分类发展策略。钟章队表示，由于受到疫情影响，三年来，我们在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方面遇到不少困难，一些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的合作受到较大影响。部分国家还把一些正常的科技交流上升到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层面，设置重重障碍，极大阻碍了我们与全球的科技交流合作。这对我们是一个重大考验，促使我们对相关政策、管理方法和工作流程进行优化调整，以适应国际环境各种突如其来的变化。

　　此外，现阶段我国具有国际视野、国际水准的科技人才数量不足，在国际学术组织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有限。在钟章队看来，这也是导致当前“困境”的因素之一。刘宝存同样认为，当前我国能够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人才匮乏，在国际科技组织的代表性严重不足，主动设置全球性科技创新议题的能力和牵头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的能力都还有待提高。

　　未来，应如何更好推动高校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以更好发挥其在构建开放创新生态中的作用？钟章队认为，首先，政策层面要大力支持面向重大和前沿科学问题的有组织学术交流，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其次，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能力建设，加大国际学术期刊建设力度，重视国际学术共同体建设，积极打造我们自己的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创建我们自己的大科学团队，用实力吸引国际同行来参与。再次，要进一步优化创新机制，提升高校全球科技资源配置能力，举办有影响力的可持续发展的“百年老店”式学术品牌活动。最后，日常管理层面要进一步优化相关申报审批手续流程，减少过于繁杂的评估评价，去除功利性思维，让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从“高大上”走向“常态化”。

　　刘宝存表示，从国家层面需要进一步推动和统筹高校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一是制定专门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法律法规和中长期发展战略。通过法律法规明确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地位与作用、发展目标、基本方针、体制机制、支持系统等；通过中长期发展战略明确发展目标、战略重点、战略任务、实施策略、分工协作、保障措施等。二是完善高校国际科技交流合作体制机制。建立健全中央各部委分工协作的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工作机制，在加强宏观战略和政策指导的同时，赋予地方和高校更大的自主权，让高校、专业组织、基金会组织走在技术研发和高端人才引进的前沿。三是充分利用全球智力资源。积极加入全球范围的抢人大战，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全球人才为我所用。四是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加强全球科技治理人才培养，完善国际组织人才选拔、推送机制，完善国际组织人才发展路径，进一步加强主动设置全球性科技创新议题的能力，扩大我国在相关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五是进一步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探索科技交流合作的新模式、新机制。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呈跨越式发展，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推进，各国科研工作者之间的互学互鉴、开放合作是必然趋势。作为我国构建开放创新生态的重要角色，高校应主动转变观念，在不同层面、不同方向扩大囯际科技交流合作，为我国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作出应有贡献，发挥应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