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联合国总部,安全理事会议事厅。
我坐在不远处的旁听席,耳边贴着同传设备,耳机线垂落在肩侧。安理会成员的声音从中传来,仿佛超越了边境、时区与秩序,将我置于那些遥远却真实的冲突中。
参会代表在安理会议事厅佩戴耳机听会的照片
我听见耳机里传来刚果(金)反政府武装“M23运动”在刚果(金)东部强劲的地面攻势与猛烈交火。北基伍省多地持续遭袭,戈马周边营地被夷为平地。成千上万的流离失所者跋涉数百公里,只为改写男童被强征入伍、女性以性换食的个体命运的叙事;
我听见耳机里传来叙利亚地中海沿岸权力重组与宗派冲突交织的动荡。阿萨德垮台,叙利亚国民军以宗派为由在阿拉维派社区进行大规模报复性杀戮与即决处决。十六年战火终于停歇,数十万叙人开始重返故土,却在断水断电、无医无教中难以重建昔日家园;
我还听见耳机里传来以色列火箭撞向加沙医院的呼啸、美国B-2轰炸机划破也门马里卜夜空的低鸣,还有南苏丹洪灾泥泞中回荡着的内战枪声;
……
数百万普通人被卷入历史的洪流,太多沉默的生命让人逐渐分辨不出冲突残酷的底色。无数个体背井离乡的悲惨境遇,在联合国堆成山的统计和报告中被“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寥寥数语一笔勾勒。
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些人在无人在意的世界“边缘”沉默着。然而,安理会议事厅的耳机线却如同一根根敏锐的听觉神经,将我拉拽到世界边缘。脑海中,他们在边境线前排队过境、在帐篷中等待粮食配给的剪影,好似在发出无声的呐喊。
“安全”不应是一种“特权”
我们出生在一个和平年代的中国,“安全”似乎总是理所应当的:白天可以安心读书,夜晚也能自由行走,不必担心没有清洁水源和电力,不必担心没有可靠医疗——以至于大多数人从来没有意识到,“安全”其实是一种“特权”。
在芝加哥市议会实习、亲眼目睹枪支泛滥与暴力后,我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在中国,我很有安全感》一文。而今,当我每天坐在安理会议事厅,戴上耳机,听取关于冲突、饥荒、性别暴力的简报,我愈发为享有这份“特权”而感到幸运。
这种“特权”来之不易。我们的先辈在一穷二白中砥砺前行,在苦难中保持坚韧,以“两弹一星”构筑起战略威慑能力,确保了国家主权与生存底线;随后跨越式发展常规作战能力,建立起稳固的国防安全体系;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在短时间内创造了经济奇迹,让十几亿人拥有了有尊严的工作机会与日益丰富的精神与物质生活,亿万普通人通过奋斗改变命运。中国,自豪地告别了“内忧外患”的旧面貌。这个“安全”的中国,是几代中国人自力更生、筚路蓝缕地创造出来的。
而今天,当从耳机里听到世界的动荡与疾呼,从前那句“在中国,我很有安全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也因此,我无比盼望在人道主义的一线参与守护。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先辈也曾为饥荒焦虑、为流血惊惧、为国家、民族和个人的前路迷茫。曾走过同样的路,因此我们比任何人都懂得,“安全”不应只是少数人的“特权”。
这便是我的初心。加入联合国难民署,延续中华文明世代对和平的珍视和对人道的坚守。在世界的缝隙里,为那些还没来得及被看见的角落,点亮一盏微光,让那根细细的耳机线里传来的沉默与呐喊,被更多人听到。
听世界的沉默
议事厅里,耳机传来的呐喊是“副歌”,而沉默才是从未止息的“主旋律”。
联合国安理会议事厅
长期以来,美国都是联合国难民署最大的主要捐助国。然而,其新一届政府转向民族主义与交易型外交的战略,正将短期的地缘政治安全与国内政治需求置于长期发展与人道目标之上,大幅削减对中东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这对本已深陷冲突的国家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
UNHCR官网数据显示美国捐助占难民署预算的近一半
援助的骤减,直接扰乱了本就脆弱的安置、粮食、医疗、教育与庇护系统,加剧了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苦难。然而,同一时期,美国对以色列等中东地区的军事援助却并未减少分毫。此消彼长之间,战火似乎注定难以熄灭,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命运亦更加渺茫。
IISS数据显示美国在中东的经济援助与军事援助
在叙利亚,由于美国新一届政府对人道主义援助的全面审查与冻结,近半数项目被终止,全境约四成人道救援岗位被削减。
在刚果,马西西和瓦利卡莱地区的持续敌对行动导致超过10万人逃往邻国。戈马周边计划容纳40万人的避难场所全部被摧毁,妇女和儿童睡在废墟之间。男童为躲避强征加入武装而被迫加入从南北基伍省到卡莱米长达700公里的逃亡,很多母子在穿越边境时走散。
在乌干达,接收站超负荷运转,收容了设计容量7倍的难民,营养中心被迫关闭,儿童营养不良率飙升。在布隆迪,为6.8万难民设立的临时体育馆因卫生设施紧张而爆发了霍乱疑似病例。
资金限制使得难民署、民间社会和当地政府几乎无法做出适当的紧急响应。
近两个月,美国国内对联合国“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的批评日益高涨。毋庸讳言,联合国的官僚主义饱受诟病。但我认为,除了要对各国派驻的高级官员与普通文职区别审视,更应正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难民署超过九成的工作人员正奋战在人道主义危机紧急响应的最前线。他们正在缺水、缺电、缺药、缺粮的危机时刻试图撑起一个个崩塌边缘的庇护所。如果现在还把“体制改革”“官僚主义”当作第一要务,拒绝提供更多援助,那无异于是在残忍地逼迫一线人道主义工作者拿起生死簿,并做出最艰难、反人性的选择——在极度稀缺的资源下,决定这些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谁生、谁死。
当下绝非是成立联合国版“DOGE”的最佳时机;恰恰相反,我们现在需要每一份善意、每一笔捐赠迅速抵达现场。生命从来都不是数字。在人道主义危机加深的背景下,在生与死的临界线上,强行推进各联合国机构的精简重组,是一种伪善的、不负责任的冷漠。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面对传统主要捐助国的战略性退场,我不断思考中国在国际人道主义事业的角色,并探讨:中国,是否有责任、也有能力,成长为全球安全的建设者与守护者。
中国的角色:从文明到战略
近年来,中国对联合国难民署的支持和捐助持续增长。从2015年宣布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与“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以来,中国与难民署共同在阿富汗、伊拉克、安哥拉等地的流离失所者提供支持,涵盖涉及住房、饮水、医疗、教育、抗疫等基本民生领域。中国正在用行动表明,我们正在从“自身安全保障者”到“国际安全的建设者”的战略转型,在动荡的时代为世界创造和平、发展与尊严。
事实上,中国对于难民问题的关注,并非始于一场场临时的危机,而是根植于对“和平”与“安全”更为深远的理解。早在2017年,习近平主席就在达沃斯演讲中强调:“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是战乱、冲突、地区动荡。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是谋求和平、推动和解、恢复稳定。”
从呼吁安理会通过加沙停火决议,到向阿富汗、加沙地区提供多批人道主义援助,从和巴西共同发表了关于乌克兰危机的“六点共识”到推动巴勒斯坦各派别签署《北京宣言》呼吁民族团结……中国正以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发展倡议为坐标,持续参与国际和平和难民事业。
2024年10月,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16日在联合国难民执委会第75次会议一般性辩论中发言,阐述中国关于难民问题的立场主张。他表示,当前全球被迫流离失所形势严峻,各方尤其是对难民问题负有责任的国家应加大资金和项目投入,支持联合国难民署发挥更大作用,难民署也应在帮助难民就近就便安置和融入当地社会、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等南方国家关切的问题上采取更多务实举措。
中华文化从来不以冷漠为美德。我们的先贤早已留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教导。我们强调“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宣扬“达则兼济天下”,要求“天下为公”。这种代代传承的文化记忆和同理心,是我们参与人道主义事务的动力与内核。中国投身难民事务,不是为了“宣传价值观”,而是因为这本就是践行“命运共同体”这一坚定信念的本能选择。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狭义定义下的“国家利益”的考量就可以被搁置。恰恰相反,越是在面对不同声音、质疑乃至误解时,我们越应以更详实、更理性的方式回应:中国为什么要继续参与国际人道主义和难民事业,支持联合国难民署的工作?
从经济角度看,援助中东与非洲将有助于缓解当地冲突与恐怖主义蔓延,为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保护海外利益创造有利环境。稳定的政治局势、营商环境与劳动力,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前提保障。此外,区域重建必将带来新的市场机会。中国提供的民生领域的人道主义援助,正在潜移默化地塑造未来经济伙伴格局。通过南南合作,受援国逐步走向复苏与发展,又会反过来为对华投资、双边文化交流创造了良性循环。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区域冲突是滋生恐怖主义、毒品走私和非法武装的温床,对中国海外公民、驻外机构乃至国家本土安全都存在潜在威胁。不及时解决,这些问题迟早会影响到我们的边境与国家安全战略。推动区域安全的进程与难民问题的解决,本质也是为我们自身长远的国家安全编织缓冲网。
从政治影响力的角度看,积极参与国际人道主义与难民事业,将强化中国在全球多边治理体系中的公信力与话语权,极大推动更多国家参与到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发展倡议中。
联合国这个多边治理体系绝非完美,但它自成立以来就反映着现代人类社会所拥有的最接近全球正义的意志与努力之一。难民署或许无法独自化解所有冲突引发的流离失所问题,但却承载着我们对生命最起码的尊重和对和平的憧憬与使命。
安理会是世界政治漩涡的中心。而现在,对我而言,这里更是让我找寻回人类情感最本真的地方。
作者在安理会议事厅
耳机线的那一端,正传来人类苦难的呐喊。在世界的不同角落,还有许多和我一样的中国青年。我们,将带着成长于一个安全国度所带给我们的底气,和华夏文明赋予我们的善良与温柔,沿着这些耳机线,穿越边境与秩序,去回应那些仍在流亡、等待与呼救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让善意与爱在行动中生根,在世界的“边缘”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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