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地质大学聘请我为“一带一路”特聘教授，主要负责非洲地区地质及矿业的科技交流与授课。这样我可以定期回国讲学，开展科研合作，也会进一步加强和祖国的交流。

　　回首我这些年的人生经历，从甘肃出发，到成都求学，远赴新西兰，随后转到南非完成博士学业……如今，我在南非学习、工作已近27年，大部分职业生涯都献给了非洲，见证和经历了南非从种族隔离到国家民主的和平过渡、经济发展、教育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也见证了中国和南非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和深化。

　　在学术界，我已发表了约70篇科技论文、专著和会议论文。作为项目负责人和重大项目的负责人，完成了多项南非国家科学基金（NRF）和南非水务研究委员会（WRC）的研究课题。指导了大批硕士、博士及博士后，学生遍布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及中国等。此外，在政府层面，我是4个顾问专家之一， 参与了南非矿业部、水务部、环境部、总统事务部，以及南非地质委员会、南非科学及工业研究院、冶金研究院、水务委员会等组成的南非兰德金矿矿山废水及环境应急项目。

　　在共和国迎来70年华诞之际，我不禁感慨万千，也借此文梳理我的求学、工作经历。

　　高考改变命运

　　1974年，我从甘肃武威一中毕业，作为知识青年到武威农村插队，之后在兰州第三毛纺织厂工作。就在我慢慢适应这种生活时，高考恢复了，我的命运也从此改变。1977年我参加了全国高考，1978年3月进入成都地质学院（现成都理工大学）找矿系地质力学专业学习。作为“文革”后恢复高考进校的第一批大学生，我和同学们一样，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学习上。我们一边学习大学的新课程，一边补习数、理、化等课程的基础知识。

　　1982年初，大学毕业后我考入成都地质学院应用化学系经济地质专业读研究生，3年后获得理学硕士，并留在地球化学教研室任教。

　　1991年，我申请到新西兰政府全额奖学金，前往奥克兰大学地热学院地热班学习地热及工程。1990年10月，我就收到了奥克兰大学地热学院寄来的国际机票和入学通知，但直到第二年元月才办好留学手续，整整花了3个多月时间，来回跑了两趟北京。其实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办理护照上，办签证只用了几天时间。第一次出国，激动的心情不言而喻。

　　留学新西兰

　　我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学习了一年多，收获颇大。新西兰拥有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奥克兰大学在新西兰大学中排名第一，也在全世界前百名大学之列，来自亚洲、非洲、中南美洲和大洋洲的留学生，占了很大比例。大学教师和工作人员对留学生十分友善，特别是海外学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对我们非常关心和爱护。

　　在正式学习专业课之前，有一个英语预科学习，教课的是语言学专家，学校还为我们提供了所有的教材和辞典等。我们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多数人英语水平都不高。我是上大学时才学的英语，尽管在国内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学习英语，但收效不大，尤其是英语口语和写作。通过短期的英语培训，我们这些来自非英语国家的学生语言交流能力都有很大提高。

　　我的专业是地热和工程，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学科，因为我之前学的是地质力学和经济地质学专业。虽然我后来没有从事地热学的研究，但在地热学院一年多的学习，对我今后在经济地质学方面的发展也有相当大的帮助，特别是我的英语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地热学院1991年师生合影

　　赴南非读博

　　我本来想留在奥克兰大学继续读博士，可惜没能实现。南非成了我完成博士学习，并最后留下来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1992年5月，我来到南非金山大学地质系（现为地球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我的导师劳伦斯·罗布教授是著名的经济地质学家，著作颇丰，他2005年出版的《矿床成因导论》（Introduction to ore-forming processes）是经济地质学界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我的另一位博士导师是来自德国的麦克·迈耶教授。我特别感谢他们的鼓励和支持，尤其是在我发表第一篇英文论文时，他们都给予我很多的鼓励，至今我记忆犹新。

　　在金山大学，我有幸近距离接触到一些世界级的著名教授，对我来说终生受益。如科马提岩的发现人莫里斯·维尔荣和理查德·维尔荣双胞胎教授，他们在做博士论文时，共同发现了一种新的岩石类型，填补了世界空白。我后来在他们手下工作，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曾一起去中国进行野外考察、讲学和交流。他们是我最重要的学术导师和朋友，也是我许多重要学术和工作岗位的推荐人，包括南非地质学会资深会员，以及南非皇家科学院和正在申请的非洲科学院院士等。此外，研究太古代绿岩带及其花岗岩的专家卡尔·安豪瑟教授，金山大学地质系原主任、著名的构造地质和地球化学家斯派克·麦卡锡教授，这些大师对我在金山大学的学习都有很大的影响。与他们接触，我不但学到了地质科学的专业知识，也学到了老地质学家的专业和敬业精神。

　　我的博士研究课题是研究南非兰德金矿马普能金矿。兰德金矿是世界最大的金矿，从1887年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开采历史。该矿占世界金矿资源量和储量的的40%，开采深度达3000多米，是世界采矿深度最深的金矿，目前还有两万吨黄金可供开采。我的博士论文主要是全面研究该矿床的地质学、矿物学、地球化学、同位素地质学、年代学等各个方面。后来，我出版了一本全面介绍我的研究成果的专著。1998年，我顺利获得博士学位 。

南非金山大学博士毕业（1998）

　　耕耘南非

　　从1995年开始，我到南非的金田矿业公司工作，在矿山第一线工作了3年，时间虽短，但对我的地质人生却有很大的影响，让我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经济地质工作者。后来，我又有机会到Harmony金矿公司工作了一年左右，也让我赢得了地质同行和矿山领导的尊重及赞誉。我以前的地质同事这样告诉我，他们遇到地质师解决不了的问题，矿山领导常常会提到我的名字，说“有宝金在这里，问题就不难解决了”。

　　2001年，我作为首席地球化学家应聘于南非的矿山环境及水咨询公司，3年多时间内，我做了不少与矿山环境及矿山废水处理的项目。我们的咨询项目50%以上属于政府基金资助的研究项目，通过这些项目，我发表了不少研究报告和研究论文。在每年的南非地质大会上，我都有相当数量的论文发表。有一年，我以第一作者身份，一次发表了近10篇论文，当时有一位来自博茨瓦纳大学的中国教授跟我讲，你一个人一年写了这么多文章，真是难以置信。

　　2005年初，我成功申请到南非福特海尔大学地质系主任及教授的职位，两年后通过竞聘成为理学院院长，主管物理、化学、数学、统计、计算机、地质和地理信息系统7个系。据说所有的评审委员，包括工会代表无一反对。

在办公室，作为福特海大学理学院理学院院长

　　在我担任地质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期间，地质系和理学院都有很大的发展。地质系原来只招收低年级学生，后来发展到有本科、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的全新地质教育中心，这是前所未有的。我为地质系筹集到近2000多万兰特（当时相当于2000万人民币）的赞助费, 包括40多个全额学生奖学金、实验室、教学人员工资的经费等。地质系也从原来的默默无闻，发展到在南非乃至非洲地区比较知名。我作为理学院院长，也为我院的化学系、物理系等筹集了几百万兰特的赞资助，并为该院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在此期间，我得到了中国驻南非使馆教育处和科技处的大力支持，在教育部“春晖计划”资助下，我们派遣了数批教师和学生到中国参加短训班，考察、交流和学习。

　　2010年，露丝·布莱克教授邀请我到耶鲁大学作访问教授，进行学术交流。她是世界顶级的海洋地球专家，她的研究聚焦于磷同位素地质温度计，在《自然》和《科学》发表了多篇论文。

　　为了更好地发挥业务专长，2012年我从福特海尔大学辞职，加入总部在澳大利亚的沃利帕森工程公司南非子公司，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咨询公司。我任公司的高级地质学家，后任中国项目副总经理，在南非的主要中国矿业和工程公司都是此公司的客户。

　　2012年之后，我开始兼职南非大学环境科学系的客座教授、罗德兹大学客座教授。2016年，我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成立了南部非洲专家学者工程师联合会。该联合会的目的是把在南非学习过的学者联系起来，给大家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目前会员有近200多人，分布于世界各地，包括各行各业的学者、专家、工程师、艺术家。通过此平台，特别是与中国外专局南非办事处的合作，我们做了一些比较有成效的工作，如为我国输送了10多位高端人才，建立了多个院士工作站，为祖国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做了一些富有成效的实际工作。此外，我们还主编了《非洲深度观察》，在微信公众号发布，起到了很好的学术和社会影响。

　　观察和思考

　　通过在南非学习和工作，在教育和科研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体会，我对南非的高等教育及科研管理有一些自己的观察和思考。

　　在高等教育方面，南非的大学基本采用英国体制，有36所公立大学，分为科研型大学（一级）、科研加教学型大学（二级），以及以教学为主的大学（三级）。其中，理工科大学都是由过去很有特色的理工学院提升的。南非超过一半的大学是百年老校，在世界大学排名中，至少有5所高校排在前500名。虽然近几年南非大学排名有所下降，但非洲最好的大学多数仍集中在南非。

　　南非大学的机构设置相对简单，教授会（Senator）是大学的最高学术机构；各个学院有教师会（Faculty Board）及各种各样的学术和科技委员会。每年都有规范化的会议议程和工作安排，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公开透明，被列入大学手册(Prospector)。校长是全职，董事会是大学最高行政机构，由教育部、当地政府、教授会、学生会、工会及当地社区等选出代表组成。校长的主要工作是管理学校，基本不参与科研项目和教学，这样可集中精力进行管理，而没有理由去占据科研和教学资源，可避免发生资源分配的不公和学术贪腐等问题。

　　大学的校友会相当规范，对校友也很照顾。前不久，我到母校金山大学更新校友卡，手续很简单，交少许费用，就可使用学校的图书馆，在校园内停车等，十分方便。学校一般与校友联系密切，例如在我做系主任和院长期间，就邀请校友到学校来，一是加强校友和学校的联系，二是寻求校友对学校的支持。每年的学生实习也是个大事和难事，有了校友的支持，会好办很多，经费赞助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陪天津地质中心专家在南非林波波造山带考察

　　就科研来说，南非科学基金大部分都集中在南非科学基金会（NRF），科技部的项目都交由基金会管理，专业化管理避免了人缘关系、部门利益和条块分割等。基金会定期发布科研项目申请信息，项目申请相对比较简单，因为多数申请人已经记录在基金会的数据库里了，这样会避免资源的浪费。

　　南非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多建立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讲究继承性、连续性和互相学习，这样可充分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深化自己的研究，很少树立不同的学派。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南非在许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学习。例如，南非的地质填图和成图技术，具有统一性、一贯性、实用性和综合性，属世界一流。另外，南非地质调查局和地质委员会，虽然只有一个部门，因其具有统一的系统管理、统一的标准和垂直管理，在非洲也是最好的。南非的深部钻探技术和深井开采技术居于世界领导地位，矿业规范也是世界上最常用的三大规范之一，是由南非地质学会、矿业学会、约翰内斯堡股票交易所等许多行业的专家参与拟定的。另外两大规范是加拿大的NI43-101和澳大利亚的JORC。

　　南非的土地管理也很有章法，在殖民地时期，所有的土地都以农场的形式固定下来，有坐标、农场名、农场号。所有涉及土地的，都通过农场来标注，如矿权、建筑用地、建设、环境等方面的规划、审批和使用，这种方式方便实用。

　　我希望今后能将自己多年在南非积累的经验分享给更多的中国同行和学生。

　　谨以此文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作者1998年在南非金山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地质大学“一带一路”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