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集中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根本宗旨、道德品质、工作作风和精神风貌。这一精神谱系是在吸收和借鉴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20世纪初，以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等为代表的中国留日、留欧学生，在海外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学习和吸收了新思想、新理论，对确立信仰、选择道路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他们探寻真理、坚守理想，最早介绍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们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引导筹建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他们深入群众、英勇斗争，积极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坚决斗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他们对党忠诚、不怕牺牲，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伟大建党精神引领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先进性。

　　一、寻求真理，最早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维新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不能救中国，中国革命必须寻找新的领导阶级、新的指导思想。面对当时国内外复杂的形势以及社会上各种思潮的蔓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与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必须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要有大批接受新知识、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信仰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二是在和当时各种社会思潮的论辩和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必须被充分证明能够救中国；三是随着当时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成长壮大，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大批的中国留日、留欧学生充当了急先锋。

　　19世纪末，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马克思主义思想最先传入日本。1901　年，片山潜发表了《<资本论>和它的作者马克思的位置》，对《共产党宣言》进行了描述；1902年幸德秋水在《广长舌》一书中，对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1904年，堺利彦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宣言》等文章；1906　年，堺利彦、片山潜和幸德秋水等人成立了社会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介绍。

　　同时期的中国，1905　年，随着科举制度正式废除，再加上清政府开始对留学归国学生以优厚待遇，使得留日的学生规模以几倍、几十倍的速度迅速增长。据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的统计，1905、1906年中国每年留日人数都达到6000—8000人，1896年至1911大约有4、5万人赴日本留学。当时留学和流亡日本的同盟会革命者孙中山、朱执信、马君武、宋教仁、廖仲恺等人最先开始介绍社会主义，1903年2月15日，马君武在《译书汇编》第2年第11号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最新之公理，皆在其内，不可不研究也”；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演变和生平轨迹以及《共产党宣言》进行了介绍；1906年，宋教仁在《民报》上发表了大杉荣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译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

　　“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董必武、彭湃等人在留学日本的过程中，接触马克思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宣传马克思主义。

　　1913年—1916年，李大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阅读了日本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幸德秋水和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等人的著作和文章。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平民独裁政治》《战后之世界潮流》《农村与青年》《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现在与将来》《再论问题与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问题。他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从1920年起，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先后开设“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现代政治”“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课程，全面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前后多次到日本留学的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1918年，又和李大钊以及后来留学法国的张申府创办《每周评论》，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他的《马克思学说》一文，系统地介绍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特别是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阶级斗争等学说进行了阐释。1919年他起草的《告北京劳动界》和1920年发表的《谈政治》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后来陈独秀又先后写作了《无产阶级政党在革命运动中应有的态度》《学习马理论应具备的两大精神》《关于社会革命的问题》等文章，全面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

　　除李大钊、陈独秀外，李达、杨匏安、李汉俊、邵力子等留日学生也发表了一系列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19年到1920年,李达先后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三本著作。杨匏安最早在华南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介绍和评价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同时期北方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相呼应。李汉俊先后发表了《怎样进化？》《劳动运动之指导理论》《改造要全部的改造》《社会主义是叫人穷么？》《浑朴的社会主义者的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对英国大选的感想》《劳动制度研究》等译文和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邵力子在《民国日报》创办了《觉悟》副刊，通过短评、时论等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

　　这一阶段，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方式是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著作，这主要是由留日学生完成的，一方面是把日译版的马克思著作翻译成中文版，如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李达翻译的《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等。另一方面是翻译和介绍日本马克思主义者论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文章，如河上肇的《共同生活与寄生生活》《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著作；后来，留欧学生到欧洲留学后，才逐渐将马克思主义原著以及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读物翻译和介绍过来，但这种方式基本是零散的，并没有形成规模。

　　与留日学生不同，留欧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和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之间的比较与斗争中进行的，包括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与工读主义的斗争、与国家主义的斗争等。通过论争，留欧学生论述了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在论争中他们一方面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另一方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

　　1919年12月，蔡和森到法国留学后“日惟字典一册，报纸两页”，拼命“蛮看”、“猛看猛读”，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列主义著作。并且他及时通过与陈独秀、毛泽东的书信，将自己的学习心得介绍给国内，重点强调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以及在建党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他说自己“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　。

　　周恩来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已经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在赴法国之前，我从译文中读过《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十月革命》。”　1920年11月，到法国后，周恩来在勤工俭学之余，专注于研究当时社会上的各种思潮、考察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将考察、研究情况和心得及时传到国内，先后给国内觉悟社成员写了一百多篇通讯，详细介绍了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和工运情况　。在研究、考察以及与各种社会思潮的斗争中，周恩来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他认为“社会主义之不可侮，实已成了必然的趋势，”　“我们当信共产主义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　留学期间的1921年到1924年间，周恩来先后发表了50多篇政治论文和通讯，积极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二、坚持真理，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坚决斗争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为寻求救国救民道路，各种派别的社会思潮在中国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包括马克思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行会主义）、工团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种斗争在留欧学生留学期间就已经开始，并深深影响到国内。

　　20世纪初，法国是工人运动和各种社会思潮聚集的中心，留法开始是“勤工俭学”，因此初到法国，大部分学生信奉的是民族主义、工读主义，他们希望通过“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方式，振兴实业、发展教育，救国救民。周恩来就曾说过“迨欧战既停，国内青年受新思潮之鼓荡，求知识之心大盛，复耳濡目染于‘工读’之名词，耸动于‘劳工神圣’之思，奋起作海外勤工俭学之行者因以大增。”　但留学期间“勤工不能、俭学困难”的现实，使他们逐步认识到工读主义的空想性“同人等由国内迫于‘中国社会问题’，来欧勤工俭学来法后，又不免迫于‘欧洲社会问题’……因而知道现在去‘工学世界’尚远……”　，随着工读主义理想的破灭，原先信奉工读主义的学生又改奉其他的派别，包括无政府主义派、社会主义派和理想的社会主义派。其中无政府主义派由于其宣扬的反对强权、提倡个性解放等思想很具有吸引力，所以传播很快、影响最大。但无政府主义派反对一切国家和政党，声称“我们不承认资本家的强权，我们不承认政治家的强权，我们一样不承认劳动者的强权。”　混淆了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既反对资产阶级专政，也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当时无政府主义派代表人物华林、李卓等人成立了“工余社”，宣扬无政府主义学说，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在留欧学生中一度有相当大的影响。为此，以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以各自的刊物《少年》和《工余》为论战阵地，针对无政府主义反对集中统一的组织和领导的错误思想，“不革命而实现产业自治”、“革命后而产业自治”的荒谬主张，围绕着国家制度、阶级、政权、经济制度等学说，就共产主义信仰与宗教迷信的区别、对“俄式革命”的态度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战。周恩来发表了《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一个无政府党和一个共产党的谈话》《俄国革命是失败了吗？——质工余社三泊君》等多篇文章，从思想理论、政党理论、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国家制度等不同侧面批驳无政府主义。不仅在理论上战胜了无政府主义者，进一步宣传了马克思主义，还帮助广大留学生和劳工认清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教育和争取了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如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都转变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五四运动”以后，国家主义派一开始是以拯救民族危亡的形式出现的，但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少年中国学会右翼分子曾琦、李磺、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人，鼓吹国家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1923年12月，曾琦、李磺等人在巴黎成立中国青年党，以《先声》周报为基地，撰写文章，反共、反苏、反统一战线。留法马克思主义者以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赤光》为阵地，进行了反对国家主义的斗争。他们揭露了国家主义派的“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实质上是“内联国贼，外结强权”　。针对国家主义派狭义的“爱国主义”,周恩来撰写了《救国主义与爱国主义》一文，指出“我们倡言救国运动，是根据于国际政治经济情势，弱小民族地位，非内倒军阀、外倒国际帝国主义不足以图存的见地而来，绝非狭义的爱国主义运动。狭义的爱国主义运动的流弊，至少对内会造成法西斯蒂……的局势，对外会养成帝国主义的野心。这种趋势非特为中国现时情形所不许，即或有造成的可能，我们着眼革命图进化之途的人，也决不容有些误谬的主张引导国人入了歧途。”　指明了狭义的爱国主义运动的实质和危害。

　　欧洲留学特别是法国留学期间，留学生接触到各种社会思潮，在长期的理论交锋、论战中，真理越辩越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旧社会势力盘踞的社会里，而要解放一切压迫，解放一切束缚，所以便容易流为空谈了”；工团主义　“不闻政治”，“活动范围太窄”，法国工会“大多数派大半都已倾向于第三国际与国际赤色工联了”，其领导者扮演着欺骗工人的角色因而更为阻挠革命英国的基尔特主义“近己见衰”，并且“在英国始终也没大兴盛过”　。再加上大部分留学生亲身接触和实践工人阶级的生活、劳动和斗争，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争中，马克思主义得到传播与发展，留学生中马克思主义队伍不断发展与壮大。

　　三、践行初心，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

　　在介绍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急需与当时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应当寻找较好的行动方法。过些时候，当我们树立了信念和找到了一种行动方法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实现中国的改造了。”　这其中，留学生起到了突出重要的作用，他们主要是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

　　一是创办工人刊物。留日学生回国后，为在工人中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创办了一系列的工人刊物。1920年8月，留日学生陈独秀、李汉俊在上海创办《劳动界》周刊，陈望道、李达、邵力子等都是重要撰稿人，他们通过文章向工人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启发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1920　年　11　月，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人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重点宣传列宁的建党学说和共产党的基本知识，介绍俄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建党经验，探讨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与此同时，留日学生李大钊于1920　年10月在北京创办了《劳动音》周刊，1921年，李大钊又指导创办了《工人周刊》，这些刊物的宗旨都是为了提高工人的觉悟，促进工人的团结，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和留日学生一样，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也先后创办了《华工杂志》《旅欧周刊》《华工旬刊》《新工人》《少年》等刊物，广泛进行宣传，组织工人进行斗争，指出“要想推翻有产阶级，要想打破国家，便是进行政治的争斗”　。

　　二是设立工人学校。1920年初，留日学生董必武创办私立武汉中学，邀请李汉俊、钱亦石、恽代英等人到学校演讲，传播和宣传革命思想。1920年秋，在陈独秀、李达等帮助下，李启汉在上海创办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沪西工人半日学校，根据工人的作息分早晚两班上课，每日上午7时至9时针对夜工工人教学，下午7时至9时针对日工工人教学。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用通俗的语言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1920年12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派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等到京汉铁路北段工人集中的地区长辛店筹办劳动补习学校，为开展工人运动培养了一批骨干，为后来北方工人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的影响下，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纷纷创办以工人为主的夜校，如天津工余补习学校、郑州扶轮工人夜校、徐州陇海工业补习所、唐山工人图书馆等，大批留日学生回国后在夜校里教书，帮助工人增长文化知识，唤醒阶级意识，引导工人运动。1921年3月，陈独秀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期间，倡导设立了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以“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将来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为宗旨，培养具备向广大工农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和素质的宣传人员。

　　三是建立工会组织。中国共产党极为重视建立真正属于工人阶级的工会，1920年11月28日，留日学生李达在《劳动界》周刊第16册发表《劳动者与社会主义》，强调组织工会的重要性：“劳动者若看清了资本家的专横跋扈掠夺无人道，就应该组织劳动者的团体（如工会之类）去和资本对抗。团体越巩固，势力越大。”随着工人运动的深入发展，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等人，在创办工人半日学校对工人进行启蒙与教育后，一致认为建立真正的工人团体势在必行。1920年10月3日，陈独秀、李汉俊参与成立了上海党组织建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制定了《上海机器工会章程》，规定该会的目的为：“以公共的理想，训练德性，发展智识，促起阶级的互助观念；以公共的力量，落实的方法，改良地位，增高生活，减轻痛苦；谋相互的亲睦，相互的扶助事业。”

　　与此相呼应，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北京留日知识分子也广泛深入到工人群体中，开展了工人状况调查，1921　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李大钊领导成立了京汉铁路长辛店铁路工人会，同年10月，改组更名为长辛店铁路工人俱乐部。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工人为提高工资、改善待遇进行斗争。

　　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等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开办“华工讲演团”、“华工学校”、补习班等多种形式的工人补习学校，给华工讲解各种知识，进行华工教育，宣传马克思主义，协助工人建立工会。至1920年12月,“各地相继成立分会达六十三处，工余学校亦有三十余处之多。”　1919年10月，在留法勤工俭学生的大力支持下，中华工团、华工工会以及早期旅法华工中的华工工会合并，成立旅法华工的统一组织“旅法华工工会”，以“增进工人精神与物质生活水平，巩固工人的团结”等为宗旨。在法国各地有30多个分会，会员达4000多人。

　　1920年2月，李维汉、李富春等发起组织工学励进会，同年8月改名工学世界社，“以工学的精神和方法,谋世界的改造和进步”，把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作为重要任务。1921年，赵世炎、李立三在法国最大、华人最多的施乃德铁厂发起组织领导华工运动的核心团体“华工组合书记部”，并建立了“消费合作社”“工余读书会”等工人组织。1922年，周恩来专门撰写了《论工会运动》,全面论述了工会的性质、人物、作用、组织以及党与工会的关系等问题，对工会的工作进行系统地指导。这些工会组织的建立，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初步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四、积极推动，筹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毛泽东曾指出“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在这方面，留学生又充当了急先锋的作用。

　　1920年8月，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在给国内毛泽东的信中提到组建共产党的建议，他认为：“首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需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　他在随后给毛泽东的两封信及12月给陈独秀的信中，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他的建党思想，明确了党的阶级基础、指导思想、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关于党的指导思想，他指出“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　，中国共产党必须“忠于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早期，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领导和推动下，国内外成立了八个共产主义小组，其中巴黎、东京两个海外共产主义小组完全是由当时留法、留日的学生建立的。国内的上海、北京、武汉主要是由当时回国的留日学生建立的。长沙、济南、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主要是在李大钊、陈独秀的指导下建立的。

　　1918年，留日学生李大钊、高一涵在北京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曾采用“马尔格斯”的名字。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10月，留日学生李大钊、张申府等建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1月，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

　　1920年5月，留日学生陈独秀、邵力子、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此为基础，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总共有　14　人，其中有留学背景的有11位，包括留日学生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李汉俊、邵力子、沈玄庐、林伯渠、沈泽民，留俄学生杨明斋，即将赴俄留学的俞秀松、赴法留学的袁振英等。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留日学生李汉俊、刘伯垂受小组委派到武汉筹建共产主义组织，与董必武、张国焘、陈潭秋、包惠僧等人于1920年秋成立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12月，陈独秀南下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他认为“为使广东民众运动获得更大的发展，必须建立一个领导组织。”1921年3月，陈独秀、陈公博，谭平山等人建立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4月，毛泽东从北京到上海，与陈独秀多次交谈，并建立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联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后，陈独秀给毛泽东写信督促成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920　年　11　月，毛泽东与何叔衡、贺民范、彭璜等人成立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在这过程中，毛泽东通过与在法国留学的蔡和森通信，多次探讨建党思想、建党原则等问题，明确了应建立列宁式的中国共产党，以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手段，实现共产主义。

　　1920年冬，陈独秀函约在山东从事革命活动的王乐平在济南组建共产主义小组，王乐平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参与建设党的早期组织，于是向陈独秀推荐了王尽美和邓恩铭，“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创建了济南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5月，施存统在上海参加共产主义小组活动后，于6月去日本东京留学，与在日本的周佛海联系，酝酿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周佛海夏天回国度假时，参加了上海的建党酝酿活动。回日本后，与施存统建立了东京共产主义小组。

　　留法勤工俭学期间，蔡和森最早倡导组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提出在法国建立中国少年共产党，但没有实现。1920年末，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等先后赴法勤工俭学，他们借鉴国内组建共产主义小组的经验，着手筹建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春，张申府介绍刘清扬、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我张申府和周总理,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成立了小组”　。随后又相继建立了旅德共产主义小组、旅比共产主义小组。

　　五、担当使命，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因路途遥远没有派代表回国参加。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如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以及建党理论水平较高，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起了重大作用。毛泽东评价说，国内筹建共产党时，“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把周恩来、蔡和森等也称为共产党的“创始人”。　

　　1924年10月，中共中央指示旅德共产主义小组、旅法共产主义小组合并，1925年3月，两个小组合并，改称中国共产党留德法组，后改为中共旅欧支部。同时，“为了加速培养干部，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旅欧总支部便有计划地选送大批同志去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　中共旅欧支部不仅是组织上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国外从事了一系列对中国共产党具有深远影响的革命活动，为党和军队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的优秀干部。1923年至1924年，中共中央先后调张申府、刘清杨、周恩来、何长工等骨干回国充实干部队伍。1925年至1926年,国内革命形势的高涨，急需大量干部，共产国际又决定让聂荣臻、李富春、朱德、邓小平、蔡畅等停止学习回国参加革命。

　　1921、1922年，在中共一大、二大的筹备和召开过程中，留学生发挥了重要作用。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抵达上海，通过留日学生李达、李汉俊与陈独秀、李大钊进行函商，确定在上海成立全国性共产党组织。大会的召集、会务及后勤工作基本李达、李汉俊承担。大会选举产生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李达负责宣传，归国留学生占了三分之二。1922年中共二大召开，留日学生陈独秀、李达、施存统，留法学生蔡和森、向警予，留俄学生张太雷、杨明斋，以及国内党员代表共12人出席大会，中共二大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标志着建党工作的圆满完成。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留学生占了其成员的大多数，并且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包括留日学生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董必武、林伯渠、彭湃等人，留法学生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李维汉、李立三、向警予等人，留俄学生瞿秋白、罗亦农、王一飞、刘少奇、任弼时等人。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是一个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就是当时国内最先进的人组织起来的政党。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第一代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中共“一大”成立时，国内有53名中共党员，加上当时仍然留学海外的周恩来、刘清扬、赵世炎、陈公培以及“一大”后入党的蔡和森、瞿秋白、挥代英、陈为人等人，构成了第一代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主体，有60多人。这其中有留学背景的22人，留学日本的有陈独秀、李大钊、林伯渠、沈定一、周佛海、董必武、刘子通、刘伯垂、李汉俊、沈泽民、李达、张国恩、陈望道、施存统、杨匏安15人，留学法国的有蔡和森、陈公培、周恩来、赵世炎、刘清扬5人，留学俄国的有陈为人、杨明斋2人。他们在国外接受各种先进的知识体系和各种社会思潮，许多人是在和各种思潮的一次次斗争中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这样的思想理论一旦接受，他们就会矢志不渝、信念坚定、对党忠诚、不怕牺牲。这其中，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周恩来等人都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丰富的建党经验、突出的宣传才能，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思想理论的成熟、纲领的制定、党员的发展壮大、工农运动的开展等方面发挥了卓越的才能，做出突出的贡献。他们知道“前面等待我们的并不是什么博士、硕士学位，而是革命生涯。前面等待我们的是斗争，是暴动，是监狱，是流血，是牺牲。”　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陈延年、陈乔年等人为坚持理想、信念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留学生在海外留学，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苦难的生活磨炼，练就了他们谦虚的学习态度、民主科学的精神、宽广的世界眼光、开放的国际视野、敏锐的感受能力、坚强的革命纪律性、无私奋斗的作风、乐观坚定的理想主义、独特的人格魅力。这使他们能够把宣传马克思主义与领导工人运动相结合，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中国革命的斗争中始终走在中国革命的最前列，为党的创建及路线、纲领、政策、方针等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从国外回国的以及正在国外求学的留学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深深体现了伟大的建党精神，始终保持着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先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