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Jane Knight等专家提出的经典定义，跨境教育（Transnational Education，TNE）指“学术项目与提供者的跨境流动”，包括海外校区（overseas branch campus）、远程教育（distance learning）、联合培养项目（partnership/joint programmes）等多种形式。

　　2026年初，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HESA）发布了2024/25学年国际学生数据，其中入境学生与跨境学生的规模对比备受关注。从整体规模来看，英国国际学生总数已达1355515人，较上一学年略有上涨。与此同时，以传统留学方式入境英国的学生规模连续两年下降，而参与跨境留学的国际学生人数则逐年攀升，成为英国国际学生的核心增长点。最新数据显示，跨境国际学生规模（669950人）与入境国际学生规模（685565人）已相差无几，跨境教育或将成为国际学生的主流选择。

数据来源：HESA

　　本文将从规模、生源地、学生类型、主要院校等多个角度分析，全景式展现英国跨境教育的成果与趋势，并结合中外合作办学的历程与案例，揭示中英跨境教育合作的宏大图景。

　　跨境教育规模逐年扩大，亚洲为主要生源地

　　英国高等教育界在跨境教育领域的布局由来已久，而新冠疫情的爆发，让跨境教育高灵活度、低成本的优势得到广泛认可，直接推动了其高速增长。2020/21学年至今，英国跨境教育规模由489280人连续增长至669950人，增幅接近37%。增长的动力主要源于非欧盟国家，五年增幅达到39%，总人数超57万人。2024/25学年，欧盟国家选择以跨境形式接受英国教育的学生规模虽略有下滑，但总人数仍接近10万。此外，每年还有千余名来自泽西岛、马恩岛等英国王室属地的学生参与跨境教育。

数据来源：HESA

　　从2024/25学年跨境学生的生源地分布来看，共有17个国家或地区的跨境学生人数超过一万人，亚洲国家或地区占据了前十名中的八个席位，其中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分别贡献了94910名和17080名学生。值得注意的是，斯里兰卡的跨境学生规模也达67410人，数量位居次席，而官方数据显示，2022年该国在读本科生规模仅为159665人，可见跨境教育已成为斯里兰卡丰富教育供给、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

　　从主要生源地分布不难看出，英国跨境教育的主要生源地覆盖东亚（中国）、东南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南亚（斯里兰卡、尼泊尔）、中东（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多个亚洲区域，亚洲已成为其跨境教育战略布局中不可或缺的核心部分。

　　2025年10月，英国发布《跨境教育战略2025-27》（Transnational Education Strategy 2025-27），提出高质量、长期战略、注重伙伴关系、以学生为中心、包容五大原则，力争使英国成为各国跨境教育的首选合作伙伴。可以预见，英国跨境教育学生规模仍将持续扩张，生源地的多元化程度也将进一步提高，而随着亚洲各国本土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主要生源地排名与占比的变化情况也值得持续密切关注。

数据来源：HESA

　　中马先后领跑生源规模，国家战略牵动跨境教育

　　从近十年主要生源地学生规模的变化来看，2016/17学年之前，马来西亚曾是英国跨境学生的最大贡献者，但此后其生源规模逐年缩减，直至最新统计周期才出现回升。这一变化的背后，与马来西亚推出的《2015-2025教育蓝图》（Malaysia Education Blueprint 2015-2025）密切相关。

　　2015年，在《2015-2025教育蓝图》的指引下，马来西亚启动了一系列高等教育改革，致力于推动本国从留学生输出大国向国际教育中心转型。改革不仅扩大了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还投入专项资金提升高校的教学与科研实力，从而实现留住本国人才、吸引国际学生的目标。同时，该计划特别强调利用慕课等技术手段构建在线教育体系，提供优质、灵活且经济可负担的在线高等教育。这些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大规模、高质量的本土教育使得部分学生更倾向于选择本土学习，而非跨境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跨境学生规模缩水。

　　在马来西亚跨境学生数量逐年递减的同时，中国大陆悄然成为英国跨境教育的最大生源地，并在疫情后持续保持学生总量的高速增长。2019-2020学年以来，英国高校的中国大陆跨境学生规模增长幅度达到94%，数量与增速均居各国首位。

　　早在2003年，我国就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明确鼓励引进外国优质教育资源开展中外合作办学，实行“扩大开放、规范办学、依法管理、促进发展”的十六字方针，为中国学生参与跨境教育扫清了障碍。此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等一系列重磅文件均反复强调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支持建设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跨境学生规模长足发展的背后，正是我国教育对外开放政策提供的坚实保障。

数据来源：HESA

　　就读形式灵活多样，本科阶段最具吸引力

　　在公布学生规模数据的同时，HESA还披露了不同类型学生的占比，让我们能够进一步了解跨境教育的细分类别与多样形式。

　　从注册情况来看，跨境学生可分为英国高校正式注册学生与非正式注册学生两类，其中正式注册学生始终占据主体地位，占总数的70%以上。通过海外校区、联合培养项目、远程教育等形式参与跨境教育的学生，均需在英国高校正式注册；而非正式注册学生则仅需在本国机构注册。多样注册方式也体现出英国跨境教育在类型上的多样性与灵活性，也反映出英国高校与全球各地的合作伙伴之间成熟稳定的合作机制。

数据来源：HESA

　　在主要学习方式中，依托信函、广播、网络等载体的远程学习起步最早，曾是跨境教育的唯一形式。但随着跨境教育模式的不断发展，远程学习缺乏线下真实互动、本土化程度低等短板逐渐凸显，近年来参与学生规模出现波动且增长缓慢，始终维持在14万人左右。

　　自2000年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校区（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Malaysia）设立以来，英国高校开启了持续至今的海外校区建设进程。海外校区在对接国际化标准、提供国际化课程的同时，还具备价格相对低廉的优势，其独立运营的校园，能最大程度保留教育提供方的特色，为学生提供更贴近海外场景的留学体验。不过，海外校区通常需要高额投入和较长建设周期，单个校区的容纳能力有限，且校区的独立性与教学效果仍存在争议，因此通过该方式参与跨境教育的学生规模远低于其他学习形式。

　　除远程学习和海外校区外，联合培养等其他形式近年来发展迅猛，学生规模五年内提升53%。对学生来说，与传统跨境教育形式相比，联合培养项目具有分阶段衔接、学分互认、学费经济可负担、本地化与国际化融合、适配本土就业市场等优势；从承接方高校的角度来看，联合培养有助于其与国际知名高校建立稳定长期的合作关系，引进国际课程与师资，带动本校整体水平提升，提升全球知名度。而对输出方高校而言，联合培养项目与海外校区相比机制更为灵活、流程审批更加迅速，更是高校以轻资产实现国际化办学的重要路径。

数据来源：HESA

　　从学历分布来看，英国跨境教育始终以本科阶段为主，历年占比均在66%以上，且近三年占比呈上升趋势。在研究生阶段，授课型研究生的规模与占比均远高于研究型研究生。

　　对比2024/25学年英国跨境与入境国际学生的学历分布可以发现，在学生规模接近的前提下，入境国际学生以授课型研究生为主，且入境研究型研究生规模是同类型跨境学生的六倍。这一差异表明，跨境与入境两种国际教育形式，对不同层次留学生的吸引力存在明显区别。

　　该现象的形成与各阶段教育的自身特点密切相关。研究生阶段，尤其是研究型研究生教育，高度依赖校本部的科研资源、导师指导与实验室条件，难以大规模跨境复制，因此主要以入境就读为主。同时，英国授课型研究生学制仅为一年，与本科相比成本相对可控，许多留学家庭更倾向于在这一阶段选择入境英国留学，以低成本在短时间内获得留学体验。在跨境教育日趋成熟和普及的当下，对大多数学生而言，本科阶段在本国就读跨境课程，后续出国攻读研究生，有助于实现语言、跨文化交际能力与学术能力的平稳过渡，这一经过验证的成熟路径，未来或将成为更多学生的选择。

数据来源：HESA

　　头部高校形成垄断，积淀与布局是扩张关键

　　HESA数据显示，英国开放大学等10所院校是英国跨境教育学生规模最大、全球布局最成熟的高校，其跨境学生均超15000人，10所院校注册学生总数占跨境学生整体规模的40%以上，形成头部垄断格局。其中英国开放大学、伦敦大学、考文垂大学位列规模前三，而罗素集团（Russell Group）院校则通过独立法人海外校区实现高质量研究型教育跨境输出。

图：2024/25学年主要跨境教育提供院校及学历分布（单位：人）

数据来源：HESA

　　英国开放大学成立于1969年，如今已发展成为英国跨境教育体量最大的院校，全球累计培养超230万毕业生，为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提供教育服务。2024/25学年，该校跨境学生总数接近6万人，其中正式注册的国际学生超8000人，其余大部分国际学生通过在本国机构注册的方式参与学习。

　　伦敦大学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联邦制大学，成立于1836年，旗下包含伦敦大学学院（UCL）、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伯克贝克学院等17所顶尖成员学院。1849年，伦敦大学首创校外学位制度，随后将其适用范围拓展至全球，各类函授学院随之应运而生，这一年也被公认为跨境教育的起点。凭借深厚的历史积累，伦敦大学的跨境教育在全球190多个国家开展跨境教育，成为全球跨境教育的领跑者。

　　除远程教育外，海外校区也成为众多英国高校开展跨境教育的关键路径。2020年至今的六年时间里，考文垂大学先后在波兰弗罗茨瓦夫、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印度古吉拉特国际金融科技城建成三所海外校区，均为当地首个英国公立大学直属分校，有力推动了当地教育国际化进程。

　　从突破到扩容，中英合作办学持续深化

　　作为中国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载体与重要抓手，中外合作办学历经二十余年发展，已形成成熟完善的办学体系，大大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在地国际化进程。截至2026年1月，全国本科及以上层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达323家、办学项目1288个，在读学生规模近70万人，约占同级教育层次学生总规模的2%。其中，中英合作的合作办学机构共68个，包括2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以及66个非独立法人的二级学院；中英合作办学项目共196个，覆盖本科、硕士、博士全学段。回顾中英合作项目的发展历程，也能清晰看到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战略眼光与坚定步伐。

　　诺丁汉大学与利物浦大学是英国罗素集团高校中最早在中国落地独立法人海外校区的两所顶尖院校。二者分别创办的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是中外合作办学的标杆与开创者，奠定了新时期中英高等教育合作的格局。

　　2003年10月，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中英教育合作与发展联合声明》，同年11月，英国诺丁汉大学与浙江万里学院正式签署合作办学协议，宁波市人民政府提供场地、政策及配套支持，校区选址于宁波鄞州高教园区。2004年3月，教育部正式发文批复同意筹设宁波诺丁汉大学，全面引进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教学体系与学术标准，同年9月迎来首批本科生入学。2005年5月，教育部正式批准宁波诺丁汉大学设立，使其成为中国第一所经教育部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独立校园的中外合作大学。2006年至2008年，学校又先后获批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资质。

　　2004年9月，西安交通大学与英国利物浦大学正式签署合作办学协议，苏州市人民政府、苏州工业园区提供核心政策与产业配套支持。2006年5月23日，教育部正式批复同意设立西交利物浦大学，成为中国第二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2014年，在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发起下，中外合作大学联盟正式成立，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等6所核心院校组成首届理事会，西交利物浦大学担任联盟首任理事长单位，推动了中国中外合作办学行业的规范化发展。

　　在海外校区等高投入举措的支撑下，利物浦大学、诺丁汉大学的跨境研究型研究生数量在英国各大高校中名列前茅，真正实现了向海外输出深层次、高质量的教育体系，成为全球顶尖研究型大学跨境教育布局的典型范例。

图：部分中英合作办学机构与项目，

数据来源：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

　　从专业分布来看，中英合作办学覆盖理工、商务、医药、法律、设计等多个专业领域，既为学生提供了多元化的学术发展路径，也为国内高校的优势专业搭建了国际交流互鉴的平台。例如，南京理工大学与考文垂大学分别依托自身优势的工业设计与交通工具设计专业，打造工业设计专业“3+1”本科项目，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培养复合型国际化人才。又如，西安工程大学与英国德蒙福特大学联合打造西部地区唯一的时尚创意设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项目，采用“4+0”模式运行，学生无需出国即可接触国际化教育资源并获得英国学位。

　　在医学教育领域，天津中医药大学与诺丁汉大学携手共建国内首个临床药学领域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以“2+2+1”模式为特色，将教育跨境流动与我国相关专业培养年限要求相结合，学生第一、二学年在国内学习双语课程，第三、四学年赴英国接受全英培养，第五学年回到国内进行临床实践，课程体系完全接轨国际临床药学标准，填补了我国国际化临床药学人才培养的缺口。

　　2024年1月1日起，《海南自由贸易港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条例》正式施行，成为我国教育对外开放领域的又一重大举措。试验区创新采用“大共享+小学院”办学模式，形成了“双一流”高校与全球百强院校集聚的办学集群，也吸引了众多中英合作办学项目在此落地。其中，东北林业大学将数学学科优势与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的顶尖计算机科学资源相融合，开设“3+1”形式的信息与计算科学专业，学生前三年在东北林业大学海南国际学院完成学业，第四年赴英国深造。该项目在引入国际课程与优质师资的同时，还能依托自贸港的教育政策与产业资源优势，为学生提供国际化的产学研实践平台。

　　结语

　　2020年以来，英国跨境教育进入规模稳步扩张、结构持续优化的全新发展阶段，已然成为英国国际高等教育供给的核心组成部分，形成了以亚洲地区为核心市场、以合作办学为主要增长模式、以本科层次教育为主体供给的发展格局，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跨境流动与标准化输出。与此同时，中国持续推进的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为跨境教育的在地化实践提供了系统性的制度保障与落地载体。从中外合作办学顶层立法的出台与完善，到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的持续引导，再到海南自由贸易港等教育开放创新平台的建设，中国以规范化的制度设计与多元化的实践探索，为中英高等教育的深度合作搭建了双向互动、互利共赢的桥梁。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外合作办学研究分会理事长、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主任林金辉指出，当前我国正通过简化审批、优化服务、压实地方与高校责任，推动事业改革，未来10年中外合作办学将迎来“提质增效、扩容发展”的关键期和机遇期。在教育对外开放合作持续深化的过程中，参与跨境教育的中国学生有望实现规模进一步提升、结构进一步优化，使跨境教育成为惠及更广泛群体、创新培养模式、保障高质量人才供给、推动中外文明交流的前沿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