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4月，纽约的初春尚有微凉，细雨如丝，空气湿润而清冽，裹挟着北美大地独有的春日气息。室外气温偏低，但我心里暖融融的。此行最重要的心愿，是了结一桩跨越近百年的学术夙愿。

　　我随同国务委员刘延东一行，搭乘小型飞机自纽约启程，飞向环境优雅的康奈尔大学，两千余份珍贵的邓叔群真菌标本，即将在这次访问中迎来回归故土的曙光。

　　回望年初，我接到国内的书面工作通知。通知讲到，听闻康奈尔校内少部分人提议归还标本，但校方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嘱咐我尽快和美方对接，核实情况、推动标本归还落地，既要做好这次高层访问的各项筹备，也希望能为这次访问增添亮点。

　　一纸嘱托，分量千钧。这批真菌标本，是我国真菌学家邓叔群先生在抗战年代呕心采集的珍贵科研藏品。当年为躲避战火、保全标本，这批珍贵标本几经辗转，远渡重洋保存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博物馆，多年妥善珍藏，承载着中美学术交往的百年印记。

　　2004年，时任康奈尔校长雷蒙访华，最早提出标本共享合作设想，开启中美科研互通，此后多年双方学术交流从未中断。

康奈尔大学收藏的“中国真菌标本”馆藏影像

图源：Flickr/Kathie Hodge

　　早春二月，寒意尚在，我专程驱车前往康奈尔大学，启动第一轮对接。校园草木刚刚萌发，安静典雅，美式大学那种包容严谨的气质扑面而来。我和康奈尔国际办公室负责人劳拉·泰勒正式会面，劳拉干练直率，做事干脆利落。

　　会谈当中，我详细介绍刘延东同志四月访美行程，重点说明我方两项核心诉求：推动真菌标本归还；查找存放在该校的杨显东先生博士论文与学业档案。我向劳拉介绍，杨显东先生1937年在康奈尔农学院博士毕业，学成回国投身中国农业建设，曾任农业部副部长。双方初步达成沟通意向，约定后续继续对接。

　　会谈结束后，我专程走访学校博物馆与图书馆，视察馆藏中与中国相关的善本及文物收藏，实地敲定代表团访问流程、座谈与参观场地线路，为代表团此次访问做好铺垫工作。

　　世事无常，计划总难全然顺遂。与劳拉会面结束，一切看似稳步推进之际，我再次联系她对接工作，却意外得知突发变故：劳拉已确定跟随校领导组团出国访问，行程漫长、归期遥遥未定。

　　当时距离刘延东代表团来访就剩一个多月了，各项筹备工作迫在眉睫，绝不能被动等待。焦灼之余，我当即调整工作思路，绕开停滞的国际办公室渠道，直接以英文致信主管外事工作的副校长爱丽丝·佩尔，紧急要求安排会谈，直面核心决策者推进工作，很快便收到了会面回复。

　　爱丽丝·佩尔副校长深耕农学院多年，长期投身国际农业援助与学术交流，深谙中外合作的要义，待人谦和温润，毫无高层管理者的疏离与刻板。会面当日，她笑意温婉，亲自沏茶待客，氛围松弛又真诚。闲谈间，得知我兼具海外留学与教育部任职经历，深耕中外教育交流多年，她愈发坦诚恳切。

　　我直言时局紧迫，代表团访美日程已定，标本归还、档案查找两项重点工作亟待推进，恳请校方全力配合、加快流程。我顺势细数康奈尔与中国的百年渊源，回溯竺可桢、胡适、茅以升等一代代中国学人在此潜心治学、归国效力的佳话，也谈及当下校内华人学者深耕教研、搭建中美交流桥梁的坚守。

　　爱丽丝认真倾听、逐条记录，频频点头动容，坦言劳拉已提前报备相关工作，只是校内流程繁琐，诸多细节仍待统筹商议。

　　即便得到校方高层的口头回应，我依旧不敢松懈。涉外工作变数繁多，稍有迟疑便可能错失时机。

　　当天晚上，我约见农学院几位华人教授，与他们餐叙。其中包括我相识多年、私交深厚的刘瑞海教授，还有雷新根教授等五六名农学院资深华人学者。他们扎根康奈尔多年，深耕学术、人脉广博，与爱丽丝·佩尔共事多年、交情笃深，是衔接校方与中方最可靠的桥梁。

　　我恳切讲述标本归国的深远意义，讲述老一辈学人的家国情怀与此次访问的重要价值。刘瑞海教授性情通透，擅长沟通，听罢原委，表示愿意主动对接校方高层，多方陈情，积极斡旋，全力推动两项工作。

　　多方奔走推进之际，一通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原校长郝平的电话，为僵局带来了新的转机。郝平校长告诉我，曾任康奈尔大学校长的雷蒙先生，彼时任职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院长，恰巧正在纽约出差。听闻我正全力推进标本归还事宜，他特意叮嘱我，可主动拜访雷蒙校长，借助他在校内的深远影响力助推此事。

　　我随即了解到，雷蒙校长此次纽约之行，是统筹推进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上海分校的筹备建设工作。机缘巧合的是，我与纽约大学外事处负责人李玫女士素来相熟，而李玫正是此次分校筹备工作的核心参与者，与雷蒙校长朝夕共事。

　　借着这份难得的机缘，我当即敲定会面时间，邀约二人一同座谈交流。我设中式简餐款待故人，席间笑语闲谈、氛围融融。一番畅谈，竟解锁了一份奇妙的缘分：我与雷蒙校长同月同日出生，他年长我一岁。惊喜之余，二人瞬间拉近了距离，席间他笑着唤我“小弟”，我亲切称他“老哥”。

　　这份跨越国界与职业的情谊真挚纯粹，此后数年，我任职教育部国际司司长期间，每每相遇，我们依旧以老哥、小弟相称，温情如故。世界辽阔，却又让人觉得世界很小，我们因工作缘故时常相逢，实在是一段奇妙的缘分。

　　谈及真菌标本的核心事宜，雷蒙校长神色郑重，坦言当年正是他一手推动中科院与康奈尔大学的标本共享合作，为中美学术互通埋下伏笔。但他离任多年，后续推进细节、校内决策进程已不甚明晰。考虑到中美之间的学术交往以及标本回归这件事本身的重要意义，他郑重应允，将以个人身份全力推进标本归还事宜，有任何进展，都会第一时间告知于我。

　　步入3月末，春意渐深，纽约这边的访问筹备工作愈发繁忙。我整日奔波在耶鲁、石溪等高校之间，统筹代表团各项座谈与交流安排，繁杂事务纷至沓来。时光在忙碌中匆匆流逝，距离代表团到访康奈尔仅剩两周时间，各项工作进入最后的攻坚阶段。

　　一个明媚的春日，我突然接到了爱丽丝校长来电，她语气真诚恳切，态度积极热忱，特意询问我近期何时有空，专程赴康奈尔面谈访问接待与标本归还的最终事宜。我没有丝毫迟疑，当即爽朗答复：“无需另约，我今日便可前往！”

　　电话那头的爱丽丝满是惊讶，连连劝阻：“单程车程六个多小时，路途遥远、奔波劳累，你当真能当日赶到？”我语气坚定，笃定作答：“职责所在，务必赴约，一定可以赶到！”

　　挂断电话，我即刻统筹行程，邀请领馆专职司机驱车随行。长长的高速路途，车流不息、春光遍野，我们轮流驾驶，途中几乎没有片刻停歇。腹中饥饿，便简单啃几口面包、饮几口水，争分夺秒奔赴康奈尔，终于在当日下午四点前顺利抵达校园。

　　我步履匆匆、快步如风，带着一身风尘踏入爱丽丝的办公室。见我千里奔波、准时赴约，爱丽丝眼中满是动容，再三向我表达谢意。落座之后，她眉眼舒展、笑意盈盈，带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告诉我标本归还事宜，已通过康奈尔校务会集体讨论，初步敲定落地，仅剩校内最后的行政审批流程，让中方静候佳音。

　　听闻此言，连日奔波的疲惫瞬间消散，心中百感交集、激动万分。我紧紧握住她的手，语气真挚恳切：我代表中国千万科研工作者和全体教师，由衷感谢校方的善意与成全！

　　返程途中，车子已经开出两个多小时，我接到了爱丽丝的来电。她声音轻快欣喜、语气笃定踏实，带来了最终喜讯：校内所有审批程序全部办结，时任康奈尔大学校长戴维·斯科顿（David Skorton）已完成最终签字批复，标本归还意向书正式敲定，将在刘延东到访仪式上正式递交。校方已经找到杨显东先生的博士论文与全套成绩单，正准备精心制作精致的复刻珍藏本。

　　她特意在电话里细致叮嘱，语气郑重而温和：制作这份复刻本这件事暂且保密，切勿告知中方任何人。届时将由校长亲自把这份复刻本当面赠予刘延东同志，给她一个惊喜。

　　我郑重应允，将这份秘密深藏心底，自始至终恪守承诺。当日返回驻地之后，我连夜整理材料，以书面形式向国内汇报这次和爱丽丝会谈的全部内容，将标本归还、杨显东档案查找这两件大事的落实情况，完整上报。直至仪式落幕，我从未向代表团任何人透露这份惊喜，只为守护这份跨越岁月的温情。

　　4月13日上午，春光正好，微风和畅。刘延东同志代表团一行准时抵达康奈尔大学，径直步入庄重典雅的威尔厅，如期参加真菌标本归还专项仪式。会场整洁肃穆、暖意融融，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场跨越近百年的文化重逢。

　　仪式正式开启，刘延东同志发表致辞。她在致辞中回顾了中美教育科技交流的历史，感谢康奈尔大学长期妥善保存邓叔群先生采集的真菌标本以及杨显东先生的学业档案，期待双方进一步深化科研与人文合作。言语间满是对中美学术交流的期许，对老一辈学人科研报国精神的致敬，赢得全场阵阵掌声。

　　致辞落幕，全场氛围庄重肃穆。斯科顿校长缓步上台，正式举行标本归还仪式。他面带真诚，郑重向刘延东同志递交标本归还意向书，随后双手奉上装帧精美的杨显东博士论文和成绩单的复刻珍藏本。刘延东同志郑重接过意向书及复刻珍藏本，向康奈尔大学多年来对中国学术资料的悉心保存表示感谢。现场中外嘉宾共同见证这一跨越数十年的学术重逢，气氛庄重而温馨。

2009年4月13日，康奈尔大学校长斯科顿迎接到访的刘延东及中国代表团

图源：Cornell Chronicle官网报道截图

　　伫立现场，我心中感慨万千、久久难平。这一纸意向、一箱标本、一册档案，从来不止是简单的物品归赠，更是康奈尔大学的赤诚善意，是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真挚情谊，是中美两国跨越时空、世代友好的生动见证。

　　好事多磨，终得圆满。同年十一月，斯科顿校长专程访华，在中国科学院举行真菌标本正式移交仪式。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受刘延东同志委托，出席仪式并代为致辞，圆满见证标本正式回归祖国。至此，这场历时数年、历经多方奔走、层层推进的标本归还工作，历经数个阶段、跨越万里山海，终于善始善终、圆满落幕。

　　岁月流转，经年之后，一次闲谈之际，故人重提这场意义深远的标本归还仪式，询问我多年回望的切身感悟。回望全程的奔波、攻坚与坚守，我心中沉淀三点深刻体会，愈发清晰透彻。

　　其一，涉外重大工作，必须依托官方身份，主动出击、敢闯敢为。

　　美国高校法治体系完备，流程规范繁杂、审批周期漫长，凡事循规蹈矩、节奏缓慢，被动等待只会错失时机、拖延进程。想要推动大事、难事落地，绝不能刻板按部就班、消极等候。必须紧盯核心目标，主动跟进，锚定关键人物持续对接。必要时敢于主动沟通、反复推进，不拘泥形式，不存顾虑。

　　此次工作中，爱丽丝·佩尔副校长就是核心关键，我始终紧盯对接、持续跟进，方才突破层层流程壁垒，撬动整件大事落地。

　　其二，善用社会资源，汇聚多方力量、凝聚内外合力。

　　涉外工作从不是单人之事，孤军奋战难成大事。要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依托海外华人学者、校领导、校友等优质资源，搭建多元沟通渠道。

　　此次任务中，刘瑞海、雷新根等华人教授的居中斡旋，雷蒙老校长的私人助力，多方力量相辅相成、同向发力，为工作推进打通了关键梗阻。

　　其三，重大涉外项目，要精准依托高层访问契机、借势落地。

　　国家领导人的外事访问，是提升交流格局、放大合作价值的最佳窗口。中美双方都希望借助高层互动，深化人文交流、提升双边影响力、传递友好愿景。精准把握契机、顺势而为，方能让多年筹备的工作落地生根，让跨越山海的友好情谊落地开花，成就一段圆满的外事佳话。

　　一场标本归赠，一程万里奔走。归还的不仅是标本，更是中美两国跨越近一个世纪的信任接力。国与国之间最坚固的桥梁，从来不是钢铁，而是人心深处对知识、对历史、对彼此的共同尊重。桥在，光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