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申请成为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学生科研助理时，我遇到了一道意料之外的面试题：为研究院设计一个logo，并说明自己的设计理念。

　　一个logo是如何诞生的？它与一所机构有什么关系？真正动手前，我发现自己对研究院的认识还很零散，听过几场讲座，读过一些新闻，知道它致力于推动区域国别这一新兴一级学科的学理研究，却很难用一个图形表现研究院求索问题的志趣。于是，我重新翻阅研究院此前的活动报道、研究简讯和专刊特辑，试着在加深理解的过程中，为它勾勒一幅更清晰的图景。可越往下看，越难划出封闭的边界，这里有政治与历史，也有语言、文学、宗教与人类学；有人关注大国关系，也有人长期追踪一座岛屿、一个族群或一段地方性经验。这些方向彼此差异很大，却共享一个起点：如何在既有视线之外，认识一个更具体、更复杂的世界。

　　我很快想到了曾在南京博物院展出的《坤舆万国全图》彩色摹绘本。这幅形成于明代的世界地图，以完整的经纬线把当时中西方的地理知识组织在同一画面中。吸引我的并非它“囊括世界”的雄心，而是它从中国的位置重新安排世界的方式：既保留自身立场，也把陌生地域纳入可理解的空间。于是，我提取地图边缘的天体与黄道轮廓，勾勒出一只带有经纬线的“眼睛”。

　　一个具象图形如何承载并代表一个抽象的学术实体？答案只能来自对它实质的不断思考。我逐渐明白，为机构勾勒形象与区域国别研究所做的探索，其实有相通之处，都需要把抽象的学理与那些容易被略过的人和经验重新组织，让它们以更清晰、可讨论的方式出现。设计一个logo或许只用数天，但学会“如何看见”却是一项漫长的训练。这次构思没有停留在图纸上，它成为我走近研究院前的一次预习，也把我带进了真实的区域国别研究的学术现场。

何以发问

　　我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的相遇其实更早。2023年秋天，我来到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攻读硕士学位。研究院成立不久，学院群聊里常有论坛、讲座和刊物发布的消息。起初，它们只是校园生活中不断出现的新名词。后来，在硕士导师安排下，我开始参与研究院的会务工作，逐渐走进这些学术活动的现场。

　　这些活动中的世界与新闻里的世界并不一样。新闻需要尽快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研究却往往从一句“事情真是这样吗”开始。一个已被广泛使用的区域名称，可能是漫长历史和权力关系塑造的产物；一个国家当下政策的制定，背后可能牵连着语言、宗教、不同社会群体记忆之间的复杂互动。在这里，研究者需要的不仅是更多新发现的材料，更是在持续的反思中，探寻更具解释力、也更恰切的概念与分析框架。

　　这种对框架与视角的反省，最直观的体认莫过于追问：我们的目光究竟被引向了何处？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王逸舟一次关于“研究光谱”的阐释曾给我很大触动。学界容易把目光集中在强光和可见光所在的波段：大国、热点、经典议题总能获得更多关注；而暗处的小国、普通人、细小区域和非常规线索，往往停留在共同体知识圈的边缘。顺着这个比喻，思考的问题便不仅是“我应该研究什么”，还应该包括究竟是谁在对事件的重要性排序？我们沿用的研究尺度和评价机制又忽略了哪些维度？

　　这种追问在研究院日常举办的不同类型活动中都能找到回应。首期“博洽书会”上，研究院的赵光锐老师从德国人对西藏的想象谈起，与同学们在圆桌对话中讨论这个遥远神秘的“东方”地区如何进入德国的文本、电影、博物馆与个人记忆；研究院第一期青年沙龙则与“国政学人”合作，邀请来自不同高校的青年学者从文学、智库研究、政治学和人类学讨论美国移民议题，活动在线上线下同步举行，线上直播也让更多青年学子得以加入这场跨学科对话；知识图谱主题讲座则把计算机科学带入区域国别研究，尝试整合跨国家、跨语言的文本、档案与统计资料。

　　然而，当这些方法摆在一起时，每种路径的限度变得清晰：缺少语言能力，很难进入对象国的意义世界；脱离历史，区域容易变成地图上的静态色块；离开现场，当地人会被简化为论证材料；若把技术过早当成答案，计算方法同样会继承数据中的偏见与盲区。这些方法在研究院里相遇，彼此补充，也彼此检验。

　　在一次研究生论坛上，有同学尝试从艺术视角切入国际问题。这个方向不在我熟悉的学科框架内。讨论最终依然回到几个朴素的标准：材料能否支持判断，这种方法能解释什么，又在哪些地方失效。一个想法可以不成熟，但它依然能先被听见；随后，它必须面对事实与逻辑的进一步追问。

　　坐在台下做着记录，我逐渐意识到，在研究院的活动中，“看见世界”仅仅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怎样让那些刚刚萌发、尚未成形的想法，不轻易消散在热闹的讨论声中。学术探索需要开放包容的气氛，但一个年轻人的学术起步，更需要切实、细致的制度支撑——那些带着困惑与瑕疵的思考，究竟怎样才能经历检验结出果实？

何以立论

　　2023年，我第一次参与研究院首届“长三角研究生区域国别学学术创新论坛”的筹备，主要负责会务和现场签到接待。工作虽然繁复琐碎，带来的支持却很实际，论坛不收会务费，并为参会学生提供食宿与差旅保障。对于科研刚刚起步、经费相对紧张的研究生而言，这些安排实实在在地降低了参加学术交流的门槛，也得到了参会同学的普遍认可。听到大家对论坛组织的肯定，我愈发真切地感到，自己不只是在完成一项接待工作，也在为一个年轻的学术共同体尽一份力。这种参与感和归属感，让我感到由衷的自豪。

　　首届论坛收到60余篇来稿，到2025年举办第三届论坛时，投稿量已增至193篇。数字本身不能直接说明质量，却反映出一种事实：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把尚未定形的研究交到研究院提供的平台上，希望得到专业的点评与指导。事务性的收稿与接待规格看似离学术较远，却首先回答了一个现实问题——在研究院，年轻学人的问题一样值得被郑重对待。

　　2024年，我正式成为研究院的学生科研助理，开始参与《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前沿》及相关特刊的编辑校对工作。编辑部执行“三审三校”，老师和同学反复核对术语、译名、引文与事实。最初我以为校对只是订正错字、规范格式；参与久了才体会到，一个译名的处理、一条引文的原始出处、一个概念所属的知识传统，都会影响文章的立论。一篇扎实的研究成果，往往就取决于这些基础细节是否经得起核验。

　　编辑部的日常讨论也改变了我对“观点不成熟”的理解。在审读稿件时，不同意见不会被轻易压下，老师和同学会围绕经验、材料与逻辑展开讨论和复核。对观点保持开放，并不意味着降低审核的专业要求，而是把判断标准放回事实本身。校对别人的文章时，我开始留意作者如何选择证据，如何处理自身立场与对象国经验之间的张力。阅读的速度慢了下来，但每一次都是难得的研究训练。很多时候，一页稿件留下的不是结论，而是它尚未回答的问题。

　　也是在2024年，我第一次带着自己的论文走上论坛发言席。是一篇由本科毕业论文继续深化而来的关于乌克兰的论文，这篇论文入选“2024江苏省研究生区域国别学学术创新论坛”。成为汇报人后，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评委老师的现场提问：文中使用的方法与区域国别学的学科理论有什么关系？关于历史书写和空间想象的讨论，怎样与既有国际关系理论衔接？这些提问让我有些局促。过去我习惯用材料论证观点，到了发言席上才意识到，材料丰富并不等于解释充分。探讨一个国家如何被叙述、一片领土如何被想象，还必须说明这种解释能够回答哪类问题，它与前人理论如何对话，又在哪些地方需要新的概念。问题由此发生了改变，原先我的问题是“何为乌克兰”，论坛之后，我开始反问自己：“我究竟是用什么方式回答这个问题的？”

　　这种把“不成熟”问题拿出来接受检验的过程，正是研究生论坛的意义所在。类似的训练也延伸到了本科生阶段。研究院于2024年推出“区域国别研究：跨学科跨领域探索的机会之窗”学生科研创新项目，鼓励团队跨越不同院系或专业，并以学术论文、原创视频、交流活动或实地调研等形式呈现成果。在第二届项目中，国际关系与计算机专业的本科生合作研究区块链在人道主义援助中的应用，讨论技术方案面对的基础设施、物资封锁与地缘政治约束；外国语与建筑规划专业的本科生从《巴黎圣母院》的文学记忆探讨建筑遗产保护；还有同学从数字游戏入手，分析俄罗斯文化形象的符号传播。这些研究或许没有给出最终答案，却让学生把不同专业放在同一张桌子上讨论，围绕有趣的问题迈出自己的第一步。

　　从本科生创新项目到研究生论坛，再到学院长论坛中的青年学者研讨，研究院的育人链条并非单向传授知识，而是让学生逐步获得提出问题、并为自己的判断负责的机会。然而，这些活动依然主要发生在校园的研讨室与报告厅里。当一篇论文被写成并在会场接受过师友的检视之后，那些看似合理的学理概念，是否真的经得起外部世界的真实检验？

何以致知

　　2025年夏天，在研究院支持下，我与同学前往瑞士苏黎世大学，参加全球谈判研究院举办的2025年全球谈判大会，并赴日内瓦参访联合国机构，与国际组织从业人员对谈。那届大会以深海采矿全球治理为议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出发前，我们习惯于站在中国学生的视角理解问题；到了会场，拿到的却是扮演法国代表团的任务。在很短的准备时间里，我们需要理解法国为何从深海勘探的积极参与者转向反对商业开采，并尝试在环保诉求、资源需求与谈判空间之间寻找平衡。

　　角色转换很快暴露了认知的盲区。我们必须放下关于“法国应该怎样”的既有想象，转而深入研究它的政治格局、利益诉求与政策演变。与此同时，德国同学在扮演中国代表后，也开始体会到一些国家在国际多边磋商中所承受的审视与预设。来自“全球南方”的参会者则在思考：“为什么直接关乎他们生存与发展的议题，往往难以进入议程核心？”

　　这种认知的距离，在会议中途与西班牙前外长的交流中变得更为具体。她在分享中一方面强调多边主义以及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的必要，另一方面又反复重申跨大西洋联盟在严峻现实下的基础地位。我由此追问：“面对来自中国及其他非西方国家对国际秩序的不同想象，欧洲是否已经做好准备？”她的回答没有直接落在这个问题上，而是谈到“求同存异”以及基于价值观的稳定同盟。这种没有完全正面回应的回答，反而呈现出现实中的张力，欧洲一面强调多边开放，另一面仍主要通过既有价值与同盟框架去理解变化中的国际秩序。

　　进入具体谈判场景后，口号式的多边主义突然变成一系列切实的细节交锋：一处条款词句的修改，可能导致刚刚达成的默契重新瓦解；有限的发言时间迫使代表在公开表态与会外沟通之间权衡；疲惫、误解与信任，都会左右最终的文本走向。多边主义并不是大家说着相同的语言，更不是分歧自然消解，而是在看清彼此底线后，努力寻找仍能达成妥协的表述。理解往往比说服更难，却也更为关键。

　　在日内瓦，现实又带来了一次意外。原定旁听的会议因联合国遭遇流动性危机而提前结束，我们一度被挡在万国宫门外。带队研究员没有情绪化地抗议，而是先向安保人员了解原因、出示预约凭证，随后与相关工作人员耐心沟通。几经协调，参访得以继续。这个场景让我意识到，国际组织并不是按部就班、自动运转的机器。在规则背后，它始终受到经费、程序和现实条件的约束，也依赖具体的人在制度缝隙中保持沟通、耐心与应变。此前，我还曾走访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参访联合国人居署和环境规划署。几次经历叠在一起，使我不再满足于“国际组织是否有效”这样的二元判断。我开始留意议程由谁提出、由谁主导；也开始思考，当各方谈论“发展”时，究竟指的是附加条件的援助，还是对贸易与货币秩序的结构性反思。来自不同区域的诉求如何进入共同规则，为什么有些声音又逐渐归于沉寂？这些问题当时没有答案，却让我真切体会到“知识生产”如何与现实政治交织在一起。

　　走出去，同样也是彼此校正的过程。有外国同学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在欧洲的谈判模拟中接触中国大陆的同龄人。我们在观察世界，世界也在通过具体的青年重新认识中国。在项目中结识的一位苏黎世大学同学后来到中国参加国际法比赛，我们再次相遇；她开始学习中文，并表示希望未来能到中国进一步深造。人与人的直接交往或许很微小，但它往往能修正那些来自遥远叙事的刻板印象。

　　除了我亲身参与的瑞士项目，研究院还通过海外学者来访、“中法关系与全球文化治理科考与科研训练项目”等方式，为学生提供进入不同学术与实践现场的机会。外部交流的意义并不止于“走出去、看世界”，更在于把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带回学术思考。学术研究更像一场往返跑——从现实中发现问题，在书斋里提炼解释，再回到现实中接受检验。

何以致远

　　经历过这些讨论、校对与海外参访，再回看研究院日常开展的各项活动，它们便不再只是一张按日期排列的活动表。在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网站上，这些探索被梳理为彼此关联的板块：高端讲座和博洽书会启发问题，青年沙龙促成跨学科对话，学生创新项目与研究生论坛为尚未成熟的思考提供试验场，学院长论坛将具体经验带入自主知识体系的宏观建构，而《南大区域国别研究》与《南大区域国别研究前沿》则承担学理沉淀与成果传播的职责。

　　在2026年学院长论坛开幕式上，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闻羽以“学科筑基、平台赋能、学术立心、育人为本”概括研究院的建设方向。从一个研究生的视角来看，这四句话都落实在具体的学术日常之中：

　　所谓“学科筑基”，是不盲目跟风、不一味追逐热点，在南极、以色列、东南亚、非洲和中东等方向耐心开展冷门、专精研究，形成长期积累；“平台赋能”，是通过学术刊物、专题特刊、讲座和论坛，为一线区域研究提供持续交流的阵地，并借助政策报告写作等训练，连接学术表达与现实决策；“学术立心”，是在研究他者时保持中国学术的主体性，既不照搬西方理论范式，也不以主观想象替代对象国的社会真实；“育人为本”，则是依托“国际关系+国别区域+国际组织+国际传播”的复合培养思路，把舞台和话筒留给青年，让像我一样的学生从台下的听众、幕后的助理，逐渐成为能够提出独立问题、并为自身论断负责的研究者。

　　三年多来，从创办两类学术刊物、牵头编写重点教材，到获批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并计划自2027年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这些在新闻中简短呈现的成果，对身处其中的学生而言，意味着研究院已经形成一套让问题持续生长的知识基础设施。这也回应了王逸舟院长所强调的特色化建设：为带着新意和困惑的问题留出空间，允许尚不成熟的思考接受批评，也为青年学子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提供切实支撑。研究院没有给出一套关于世界的标准答案，却改变了我们辨认问题的方式，让我们面对习以为常的解释时，愿意再多问一句、再多钻研一层。

　　国际问题研究让人看见现实政治的限制与改变的迟缓，也让人看见身处其中的人所付出的切实努力。两者并不总能轻易调和。也正因这种不调和，接近那些处于聚光灯之外、常被主流视线略过的问题，尝试用自己的方式理解它们，并在长期的知识积累中贡献一点认真而微小的工作，才显得更有价值。

　　两年前，为了完成那个logo的设计，我曾尝试从经纬线中勾勒出一只看世界的眼睛。如今想来，那幅图形本身并不重要，真正留下来的，是它促成的一种治学习惯：关注可见的光芒，更留意暗处的角落；理解外部的世界，也尽量贴近生活在具体处境中的每一个人。唯有如此，世界才不再只是一张扁平的地图或一组不断刷新的热点，而是化为许多无法用简便答案带过的具体问题，推着学者、学人们不断向前探寻。

　　在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的经历，以及与师长、同辈相处的点滴，让我更加确信，这个世界依然需要对良善政治的追求，也需要实现这种追求所必备的专业知识、审慎经验与实践能力。这或许正是我选择继续走在科研道路上的动力。对我而言，学术不只是一种职业选择，也是一种理解世界、安顿自我、回应时代的生活方式。

　　研究院没有替我预设终点，却让我学会带着问题出发。幸运的是，我仍走在这条自己选择的路上。（作者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