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移民组织（IOM）在其2024年报告中阐述了（高技术）移民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知识技能传播、多元包容性文化建构等多方面的贡献。整体来看，在国家、机构、个人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人才迁徙过程中，收益并非是单项的，（高技术）移民的目的国或机构与来源地同样获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移民趋势报告特别指出，移民创业创造的就业机会是巨大的，移民的身份不仅是工作岗位的竞争者，还是工作机会的创造者——创业公司的雇主。

　　尽管过往大量经验证明了高技术人才全球流动的益处，但我们也注意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地缘政治摩擦、全球技术竞争加剧等因素叠加，使全球科技人才流动出现了签证壁垒、科研合作遇冷等现象。如果不主动应对这些挑战，不仅会殃及个体发展，更会侵蚀基于信任、平等的人才国际合作根基，破坏人才发展生态，进而对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传染病、能源短缺等人类共同挑战构成极大威胁。事实上，全球科技合作并非一个选项，而是事关生存。面对这些新变化，重新审视人才自由流动的价值，并尝试探索新的破局路径显得尤为重要。

　　国际人才流动与合作培养具有不可替代性

　　尽管遭遇暂时困境，但人才国际流动的核心价值不容低估，越是深入理解这一规律，越会明晰未来方向。一是合作创新的重要引擎。有相当多的诺贝尔奖的科学发现是基于国际合作，如2017年物理学奖颁授给三位科学家，表彰他们对LIGO（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探测器和引力波探测的重大贡献。而LIGO是一项由20多个国家的1000多名研究人员组成的合作项目，该奖项的颁奖致辞也特别指出了国际合作对于这一科学发现的巨大作用。二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示范。为应对人类未来能源短缺问题，核聚变在资源可持续性、安全性、环保性及能量密度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ITER（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是当今聚变研究机器和未来聚变发电厂之间的关键步骤，也是全球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际科研合作项目之一。截至2025年1月，全球共有30个国家参与。在该计划实施将近60年的进程中，关键的聚变等离子体性能参数提升了万倍，当前研究距离实现聚变发电厂所需性能仅差不到10倍。数据显示，2023年ITER的人员构成中，64.6%来自欧洲，其余来自中国（8.7%）、俄罗斯（7.9%）、韩国（6.2%）、日本（4.0%）、美国（3.8%）等。多国参与这一项目不仅分摊了高昂成本，也使得跨国、跨学科与工程合作成为可能，在研究进程提速的同时，各参与国也不同程度地获得了人才环流收益。三是互利共赢的基础。美国一直都是全球留学生的第一留学目的国，国际学生不仅为其贡献了较高的学费及生活费等直接经济收益，还成为美国科学工程技术劳动力缺口的有益补充，为美国保持科技领先优势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发布的《2024年科学与技术工程指标》，在毕业时持有临时签证的美国培养的科学与工程博士毕业生是美国STEM劳动力的重要来源。从2018年到2021年，这一群体中的37%为临时签证持有者。《硅谷指数2025》显示，硅谷地区人口中有41%的居民为外国出生，科技行业里这一比例高达66%。在我国，留学回国群体同样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据《中国留学回国就业蓝皮书2023》，在留学回国人员调查样本中，有超过35%的人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工作，超过30%的人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就职，中层和高层管理者的比例超过57%。不论是海外还是国内，高水平科技人才的全球流动加速了知识技能经验等的外溢与扩散，对全球创新生态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四是就业机会的提供者。OECD认为，移民创业创造的就业机会是巨大的。通过25个经合组织国家的可用数据测算，2011年至2021年，OECD移民自营职业创造了超过390万个就业岗位，这相当于总就业增长的15%。有机构对美国2024年新晋独角兽公司分析发现，半数独角兽公司由非美国出生的移民创立，另有33%由移民后裔创建，其中包含5名华裔创业者。五是个人发展成长的路径。从“两弹一星”工程到人工牛胰岛素合成，再到“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这些重大项目的领衔科学家或核心成员中很多都具有海外求学（访学或进修）背景，与国际科学网络深度链接，展现了探索科学与技术前沿的宽阔视野和丰富资源。海外经历不仅提升了他们的专业技能，使他们更有可能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批判性思维与全球视野等特质，而这些也正是未来科技领军者的核心素养。

2024年9月5日，深空探测实验室与来自瑞士、塞尔维亚、阿联酋、印尼等国家的10个研究机构签署《关于国际月球科研站合作谅解备忘录》 摄影|施亚磊（新华社发）

　　助力形成国际人才交流与合作的系统观

　　为实现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拥有强大的高水平科技人才培养和集聚能力，不断壮大国际顶尖科技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主张，我们更要保持推进国际人才合作的战略定力，不断提升人才治理能力。

　　自主培养与人才引进统筹推进。一方面，自主培养是实现教育强国的长远之基，目标在于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集中体现了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构建世界一流、富有韧性的教育科研体系，是应对风云变幻的外部环境的主动布局。另一方面，高水平人才引进是构建开放互鉴的国际合作体系的重要措施。在我国，留学报国是光荣传统，是海外人才响应国家重大战略所需的价值选择，也是我国集聚高水平科技人才能力、彰显日渐强大的国际影响力的体现。二者统筹推进是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内在要求。

　　发挥人才“走出去”的支点效应。一大批优秀学子赴海外高水平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等深造、受雇或创业，对个体而言，学习掌握前沿知识技能与经验，为其职业发展拓宽了国际路径；对组织和国家而言，凭借柔性人才机制，可以持续发挥链接全球创新网络的节点作用，将有助于促进国际科技界形成共识、实现科技产业融合、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构建国内外创新网络协同共生系统。

　　创新生态需求牵引的“以才引才”。人才是第一资源，但人才引进绝非“政绩”工程，其出发点在于人才供给匹配区域、组织创新生态发展对于要素获取的需求，仅以数量及头衔指标简单评价人才引进效果，会催生“唯排名论”与同质化竞争的乱象，不利于形成全方位深入合作。人才治理能力提升的着眼点在于以更长远的眼光和定力构建“信任-放权-服务”生态，成就人才发展、助力其价值实现。持续完善国际人才服务体系，营造开放包容、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科研环境，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市场预期，用更多“以才引才”的成功实践体现人才工作提质增效。

　　共筑国际人才交流与培养的韧性未来

　　面对国际环境出现的新变化，更需要主动应变，多方协同共同应对脆弱性，增强国际人才交流与培养的韧性。

　　提升面向未来的“跨文化”能力。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人才“走出去”，掌握跨文化沟通能力尤为重要，它不仅意味着熟练掌握外语、精准使用技术术语，还要对文化差异中的语境保持敏感度，理解不同文化中肢体语言的意涵，识别文化冲突的根源并能作出适应性的策略调整。在国际科技合作实践中，技术文档交付、跨文化工程管理协作、谈判技巧等变得越发重要。留学群体更应主动迎接学科交叉的浪潮，在跨学科课程、项目的国际交流合作实践中丰富自身的知识结构，提升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扩容人才流动与合作的“枢纽”。为优秀科学家和青年学者赴重要国际科技组织实习、任职提供专项基金与培训等支持，提供全职业生涯跟踪服务，重点建强我国发起成立的国际科技组织，提升海外人才吸引力。积极推动中国主导或参与的大科学装置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吸引国际顶尖团队合作，共享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提升我国在全球科研网络中的枢纽地位。稳固已有国际合作机制中的高校、企业等项目，使其成为国际人才培养、引进的稳定平台。

　　深耕区域国别研究，培养更多“走出去”的复合型人才。针对东南亚、中东欧、非洲、拉美等重点区域，加强深入实践的区域国别田野调查，形成跨学科整合的研究范式，服务国家战略实施落地的精细化目标，为“走出去”的企业重大工程项目提供风险预警及差异化发展建议，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为提升公共外交影响力发挥作用。将海外安全、合规经营的风险与经验等纳入国际人才培养培训体系，大力培养精通当地语言、深谙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规则、熟悉国际法与合规要求的复合型人才，为在复杂国际环境中开展工作打下基础。

　　全球人才流动是一幅生动图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封闭与割裂只会带来停滞与枯萎。人才培养应着眼当下之需、未来之需，才能实现“放使干霄战风雨”的价值。人才引进更要激浊扬清，谨防泥沙俱下。面对重重阻碍，怀疑与退缩无济于事，唯有以更坚定的信念拥抱开放合作的价值，以更宽广的胸襟构建互信共赢的生态，才能以更务实的智慧探索破局之道。当跨越阻隔的努力汇聚成新的洪流，共同命运的纽带将愈发坚韧。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4年联合国“未来峰会”上所呼吁的，世界正在经历动荡和转型期，但我们不能等待完美的条件，必须现在就迈出决定性的第一步。（作者系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创新人才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