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礼记·中庸》中的古训，精准勾勒出新时代中青年海归教师群体的精神图谱。他们负笈海外，博采众长；他们跨越山海，心系家国。2024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提出“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既是对全体教师的殷切期望，更是他们笃行不怠的奋进方向。

　　在第41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本期专题聚焦中青年海归教师群体，记录他们的探索与思考、耕耘与收获，展现他们如何以全球视角赋能中国教育，以学者本色践行育人初心，在建设教育强国的征程上，书写无愧于时代的使命与担当。

　　朱纪明，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副教授、特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牛津大学助教（Teaching Fellow）；北京大学元培计划实验班本科毕业，牛津大学硕士、博士、博士后。兼任世界卫生组织（WHO）技术顾问专家组成员，中国卫生经济学会日间医学经济与管理分会副会长、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华预防医学会盆底功能障碍防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任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研究专员和顾问，世界银行顾问。主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项目子课题）、盖茨基金会、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等资助的多个科研项目，在《柳叶刀》（The Lancet）等顶级期刊发表一系列高水平论文。

　　“我觉得，一名教授很重要的一点，还是得去教课、去培养学生。”

　　自2018年入职清华大学（简称“清华”）以来，朱纪明年均授课超102学时，近年来，他更频繁地前往英国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教授健康经济学（Health Economics）课程。

朱纪明

　　在探索与选择中锚定想做的事

　　不是所有人从一开始就清晰自己想做什么，并为此制定严密的规划。更多时候，人们是在不断的探索与选择中逐渐找准人生的航向。朱纪明也一样。

　　2003年，朱纪明从河南考入北京大学元培计划实验班（现“北京大学元培学院”，简称“北大元培”）。在北大元培，自由选择专业与课程，带给朱纪明探索更多“新可能”的机会。

　　在大一那年的“经济学原理”课上，朱纪明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这也不经意间为他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早于大众普遍认知的2009年新一轮医改启动之前，关于卫生健康体系改革的讨论已在学术界掀起热潮。彼时，北京大学围绕国内卫生健康体系改革的研究极为活跃，是我国医改政策制定的重要智囊力量。这极大吸引了转入经济学后的朱纪明。于是，他开始跟随一些教授参与到相关的研究中，并因此在国际合作中接触到来自牛津大学的教授，其中一位便成为他后来的导师。

　　硕士阶段，朱纪明拿到全额奖学金前往牛津大学攻读全球健康科学硕士学位（Master of Science in Global Health Science）。自2023年起，他开始往返于牛津大学，为相关硕士项目教授健康经济学课程，也让他对其学生有了更多的观察。因为这个项目具有交叉学科的特点，其学生构成有些特别：超过80%都是医学生和医生出身，有些正在接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有些甚至已在临床一线工作多年。同时，该项目每年只会有选择性地招收1-2名经济学背景的学生，而朱纪明就是当年的唯一一名。

　　回忆刚出国时的感受，朱纪明说了两遍“一开始上课还是挺痛苦的”。医学学科的专业壁垒、交叉学科的知识广度、顶尖教授的授课节奏与跨文化沟通的交流障碍都成为留学“新手”的生存挑战。他回忆：“刚开始很多医学术语还不知道，那些单词放到Word文档里都是加红线的，翻译成中文还是不太懂；再加上老师和同学们有着来自英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口音，无论你在国内英语多好、雅思分数多高，刚开始听起来还是会感到吃力。”然而，从硕士到博士再到博士后，朱纪明在牛津大学一待就是近10年。

　　做博士后期间，朱纪明就经常回国，“基本上两三个月就回一次，一开始可能在英国待的时间多些，后来国内外待的时间各一半，那时我们已经开始做一些与中国相关的事情和项目。”直到2018年，朱纪明决定回国加入清华大学。

　　对于“怎么作出回国决定”这个问题，朱纪明认为像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路径选择，更关乎他想做的事情。

　　从博士阶段起，朱纪明的研究重心开始聚焦于卫生政策与体系改革，研究视野覆盖全球范围。而他在卫生政策、卫生体系和卫生经济等领域的背景，又在研究中国医改中具有比较明显的专业优势。

　　每个国家的卫生体系都带着历史与现实的烙印，研究他国经验，对比不同制度背后的文化背景和约束条件，更能理解中国医改的特殊性。在朱纪明的观察中，欧美等国家的卫生体系已比较成熟、数据比较完善、研究思路更加微观具体，而中国的医改更加活跃、热闹。“有非常好的现场，各地情况又不同。”他评价道，“也好，也不好。”

　　朱纪明倾向辩证地看待问题。他认为，热闹也意味着嘈杂，代表情况更加复杂、变化会更快。因此，“从学术的角度，用国际认可的范式和方法开展规范的评估和研究很有价值。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还是应该回到国内，为祖国的发展贡献一份微薄之力，也让世界更系统科学地看待中国的发展。”朱纪明解释道，“而且回国之后，能够更好地与国家卫健委等决策部门互动联系，研究更具现实意义。”

　　如今，朱纪明持续活跃在国际学术与公共卫生领域前沿，连续两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赴瑞士日内瓦全程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也连续四届担任世界卫生健康论坛的分论坛主席。扎根中国实际的同时，又持续以全球视野审视行业发展。

　　在教学与临床实践中培育胜任力

　　“我还是很喜欢教课，也很重视这件事。”朱纪明说，尽管当前高校评价体系中科研常被置于更显眼的位置，但在他心里，“一个教授很重要的一点，还是得去教课、去培养学生。大学老师应当将教课放在首位。”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作为新兴学科的中坚力量，从初入清华，朱纪明的课表就排得格外满。“其实教课是挺累的一件事，我一回来就开始教100多学时的课，尤其前一两年还是挺花费时间和精力的，现在教了这么多年当然还好了，也会从中有些收获。”在清华任教的6年间，朱纪明曾获评30人以下课堂全校第一、疫情防控期间在线教学优秀教师优秀奖，并多次获得全校教学评估前5%。

　　朱纪明对教学的执着，来自他正在进行的与医学教育相关的研究，让他觉得教师天然应该这么做，更深受牛津大学教育传统的影响。刚前往牛津大学留学时，老师们对教学的投入和细致让他感念至今，“假设我写1000字的作业，有些老师真的会写回2000字的批改意见，甚至会专门发邮件说‘第几行少了个空格’。”

　　20世纪90年代，医学教育领域引入“胜任力”概念，一系列研究成果为后续全球医学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朱纪明认为，所谓的胜任力导向，核心是要“会看病”。这个“会”不只是懂理论、擅技术，更体现于决策、执行、实干层面的能力锻炼和行为落实。

　　朱纪明分享了他曾发表过一篇关于住院医师培训的论文中研究的一种现象：“我国的住院医师在‘硬胜任力’上，如专业知识、操作技能，通常培养得不错，但对于如何与患者沟通、如何告知坏消息、如何处理医患矛盾等方面的‘软胜任力’却常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重视不够。”

　　这些“软胜任力”的重要性在临床一线尤为突出。例如，如果医生不懂得如何妥当地向病人家属告知坏消息，可能一句话就会激化矛盾；如果在沟通交流中不懂得倾听，患者可能会因为“觉得医生听不懂自己”出现不信服医生、依从性不好等情况而不配合治疗，甚至引发严重的医患冲突。

　　在朱纪明看来，这些能力除“天生就有”之外，可以通过系统培养获得。一方面，国际教育领域已形成成熟的培育路径。他介绍：“国际上有专门的课程教学生如何告知坏消息。在欧美，有很多精心设计的课程，使用真实案例模拟场景，告诉医生（学生）该用什么语气和方式进行沟通、该怎样去把控当时的场面等。”

　　另一方面，隐性课程（Hidden Curriculum）的教育价值同样需要被重视，即学生在临床实践中通过观察、模仿和社会交往等方式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用反例来讲，如果带教医生对患者缺乏耐心，动辄呼来喝去，学生通过隐性学习也会习得这种疏离。

朱纪明(中)与清华大学国际公共卫生硕士项目毕业生合影

　　多年来，朱纪明坚持以“胜任力为导向的教育”为特色，已培养了30多名中外硕士、博士研究生，以及6名博士后，其中3人为水木学者。多名学生毕业或出站后，分赴国内外顶尖高校和科研机构继续从事教研工作。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也在大力倡导基于胜任力的教育。朱纪明入选了WHO技术咨询专家组（Technical Advisory Group），开展公共卫生和应急人力路线图建设，为推动全球基于胜任力的教育体系构建提供来自中国的智慧。

　　在兼容并包中拓展学科边界

　　交叉学科的研究路径、跨文化的教育经历，在朱纪明身上沉淀下的，是一种兼收并蓄的包容心，一种辩证看问题的清醒，还有一种始终胸怀全局的习惯。在与他的采访交流中，“包容”“大局观”“跨学科思维”等词多次被提及。

　　朱纪明所涉足的研究领域，没有一项是在传统学科的范畴内，而都属于交叉学科、跨学科方向。多年的教研让他既清楚地看到了跨学科的价值，又深知其中的难处。

　　在实际沟通中，不同学科的人要真正交流起来，障碍远比我们想象得多。他说：“充满偏见是一定的，有时甚至会带有敌意。因为不同学科间写作范式不一样、认可的期刊不一样、评价的标准不一样，尤其是相近的学科更容易相互比较、各执一词。如果只觉得自己好，就看不到他人好的地方。”因此，包容十分重要。

　　包容的态度还体现在用更多元的视角观察现象。朱纪明告诉我们，做卫生政策、卫生经济的研究需要同时具备两种思维：既要懂医生和科学家怎么想，也要明白经济学家和管理者的逻辑。

　　朱纪明的研究中，有很大一部分关注工作环境、社会支持、薪酬待遇、职业发展等因素对中国医护人员（包括精神科、全科、放射科等）身心健康和职业行为的影响，这为改善我国卫生人力资源管理和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如果用单一视角看问题，就很容易忽略其复杂性。”他解释道：“在决定人健康的因素里，医院的治疗其实占比很小，更多的是社会环境、生活方式、社会保障机制等多方面的考量，涉及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经济决策，这些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更大头、更重要的。有些激励机制可能会决定医生的行为，进而影响患者的行为。”

　　朱纪明发现，当前我们有些研究和知识的学习太过于专业化，“尤其到了博士、博士后阶段，很多人只盯着一小块领域，把它当成了整个世界。”或许在当下的学术评价体系里，深耕细分领域看似更容易做出成果、获得荣誉，但背后隐藏着对大局缺乏认知的隐患。他用“砖”和“大厦”的关系进行比喻：“我们最终可能都会成为某块砖，但也应该有很好的大局观，了解大厦的全貌，并清楚自己是大厦中的哪一块（砖）。这是我的一个感悟。”

　　在朱纪明对自己教学理念的介绍中，与“胜任力为导向的教育”和“在培养全局最优的思维中落实价值塑造”并列的，还有“全球视野”。

　　“疾病和卫生健康问题没有国界”，这也使得医学教育中对人才全球视野的培养变得格外重要。

朱纪明与团队

　　朱纪明用“全局最优”来进一步解读这一理念。他觉得，人难免会受自身经验的限制而时常陷入“局部最优”，因此需要将“局部”的边界扩大一点，多些大局观。而深入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和文化，有时能帮我们跳出原有的局限，找到看待问题的新视角。

　　近年来，中国在大力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而发达国家仍有可供我们研究和借鉴的经验与特点。在牛津大学近10年的求学经历让朱纪明充分感受到它的多元、包容与国际化。他观察到，伦敦、牛津、剑桥等地是英国境内全球化受益最为突出的地区。例如，在牛津大学，尤其到了研究生阶段（硕士、博士），可能一个班里只有1/4的英国人。同时，朱纪明也观察到，中国越来越重视高校的国际化发展，通过多种项目与政策持续推动软实力的提升。

　　因此，自踏上讲台以来，朱纪明的足迹便延伸到许多国际高校，他曾出访耶鲁大学、纽约大学、日内瓦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国际高校，开展暑期学校、学生交换、研究生联合培养、学位项目、授课、合作研究等项目，带领他的学生不断拓宽认知的边界。

　　朱纪明这一代的海归教师，面对的不再仅仅是文化适应与学术环境的冲突，更有国内教育生态的快速变革与多元挑战。在时代浪潮中不断校准方向，明晰自身坐标；在专业领域中深耕不辍，又放眼国际、心怀远方，致广大而尽精微，是他作出的回答。

　　谈及未来，朱纪明计划继续在两个维度坚持自己想做的事情。

　　一个是继续推进跨学科研究。“尽管会很难，但值得去打破、去突破。”作为新兴的学科，朱纪明觉得，当前卫生政策与管理这一学科还没有真正“活”起来。同时，他还特别提到，AI、大数据等技术将对当前的研究范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甚至可能改变传统的流行病学研究。因此，必须主动拥抱这种变化，“借助AI等新兴技术手段，推动学科真正交叉融合，这是我们想做的。”

　　另一个是干预性研究。朱纪明认为，干预性研究是一个可以落地的事情，能看到具体的变化与不同，明确干预手段或因素的影响程度和效果。他不想将研究只停留在发现规律、描述现象、指出问题的层面，哪怕干预的规模很小、不起眼，甚至没有那么好发文章，“但我确实做了什么、影响到了什么、改变了什么，也会让我感觉说话更有底气。”（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