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上看到黄念宁老师2月18日在武汉逝世的消息，我十分悲痛。

　　黄老师是我在华南师院（现华南师范大学）读书与工作期间对我帮助和影响最大的老师之一。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特立独行的人。

　　1972年我作为第二届工农兵学员进入华南师院物理系学习时认识了黄老师。他虽然没有给我们正式上过课，我却在与他交往中学到很多。我入学不久就得知，黄老师以“恃才傲物、眼高于顶、敢发怪论”而全校闻名。当时，由于暨南大学解散，华南师院物理系接收了暨南大学物理系的老师，人才济济。黄老师和他的夫人陈宗蕴老师都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物理学研究生毕业，调到暨南大学，随后又来到华南师院。

　　第二届工农兵大学生的选拔进行了文化考试，所以入选的大学生文化水平稍微高了一点，但是程度参差悬殊。一开始上课，主要是补习高中甚至初中的课程。我下乡时已经自学了大学的课程，不想浪费时间，就向系里打报告，要求不上课，直接参加科学研究。当时的物理系领导相当开明，同意了我的申请，只要求我参加期末考试。我还组织了班里6位高中毕业的同学，成立了自然辩证法学习小组，学习研究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

　　第一次见到黄老师是在我们的《自然辩证法》学习小组会上。他不请自来，对我们研究《自然辩证法》十分支持。他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讲的关于自然科学的话，我们需要学的是灵魂，是精粹，需要我们自己去思考，去提高，不要死记硬背。我觉得他讲得很有见地，立意高远，令人耳目一新，醍醐灌顶。他并不像那些攻击他的人说得那样。讲到万有引力发现的历史，他更是滔滔不绝，高屋建瓴。我们都受教良多。我们后来发表了一篇学习《自然辩证法》的文章，很多素材都来自黄老师的讲话。黄老师的参与，使得我们《自然辩证法》学习小组的活动更为生动有趣，黄老师也很高兴能遇到知音。

　　我经常在陪黄老师回家的路上请教他。有时意犹未尽，黄老师还请我到他家继续交谈。他的书架让我大开眼界，占了整整一面墙的书架上的书大部分是英文和俄文书，还有不少线装书。这在当时的环境下很少见。黄老师在苏联做过几年基本粒子理论的研究，有俄文原版书不奇怪，不知道他怎么会有那么多英文书。他摊在桌子上的书大部分是英文书，还做了密密麻麻的批注。此外，我也奇怪，他一个物理学家，怎么会有那么多线装书？他说，这是家学。我后来才知道黄老师的父亲是中国著名文字音韵学家黄侃先生。黄念宁老师用了他人生最后二十几年时间整理他父亲“述而不作”的遗著，出版了《黄侃文集》27种。

　　我第一次到黄老师家时，他正在研读霍金的《时空的大尺度结构》一书。那是我第一次听到霍金的名字。我当时正在看广义相对论的书，黄老师把霍金的书借给我，让我读几天，看看是否有兴趣。我囫囵吞枣似的，读了几天，发现读不懂的地方太多，就没有读下去。不过，这也激励了我认真学完了柏格曼的《相对论引论》，后来也做了引力理论的一些研究。

　　黄老师在理论物理方面有很深造诣，他十分推崇朗道的理论物理教科书，对我影响很大。我看的第一本英文的理论物理教科书就是黄老师推荐的朗道的《统计物理学》。他非常重视数学，对苏联的盲人数学家庞特里亚金推崇备至，建议我看庞特里亚金的群论和拓扑学著作。

　　黄老师对中国做高能物理理论研究的学者很熟悉，他很佩服理论高能物理学家周光召教授。黄老师当年在苏联杜布纳研究所工作时就在周光召教授领导下。黄老师说，那时周光召是杜布纳研究所最杰出的青年物理学家，周光召是PCAC理论的奠基人之一。黄老师认为周光召如果不是中断理论研究回国参加核弹研发，是中国很有希望得到诺贝尔奖的理论高能物理学家。

　　黄念宁老师是我遇到的第一位有国际眼光、国际水平的老师。我很喜欢和黄老师交谈，他谈兴一发，如天马行空，滔滔不绝，使我大开眼界，收益良多。不过，我们的关系也有点微妙，我和黄老师的交往也曾引起过一些非议。我想可能是性格使然吧，黄老师当时得罪了一些老师，被列为另类，还被编造了不少黑材料。有人曾经透露了一些给我，要我警惕。我根据黄老师的指点，读了几本物理专著，但对书中一些不懂的地方，却从来不问他。现在想来也许是受到了一些微妙影响。

　　黄老师多才多艺，他的围棋也下得很好，当年在广州也经常找高手切磋。中山大学的陈志行教授拿过围棋冠军，棋力很强。听陈教授说他曾经连赢黄老师三盘，而黄老师还说要拿白棋。黄教授的孤傲跃然纸上。

　　3年工农兵学员的学习，我一直没有跟班上课，只是参加学期考试，这3年中我参加了彩色电视、激光、电机、集成电路的研发工作，还编写了电工学教程，这种大学生活也算是多姿多彩，只是没有时间做高能物理理论的研究。1975年我有幸留校任教，但是总是被安排带学生下乡，开门办学。虽然和黄老师成了同事，交流的机会反而少了。一直到1976年打倒四人帮之后，我才回到学校教书，和黄老师又有了交流。

　　从这时我才开始集中精力做理论物理研究。非常感谢黄老师为我介绍了中山大学的李华钟老师。当时李老师和郭硕鸿老师、冼鼎昌老师合作做了很出色的规范场中磁单极理论的文章，我也很感兴趣。和李华钟老师见面后，李老师给了我杨振宁先生关于规范场的第一篇论文原文，要我回去学习，并要我下个星期同一时间，给中大理论物理组的老师做一个报告。我努力准备了一个星期，做了报告。虽然感觉还有不明白的地方，但是通过讨论，学到了很多。这对我是一种崭新的学习方法，并影响我终身。

　　1978年，中国开始研究生招生考试。我觉得这是难得的机会，决定报考。李华钟老师和郭硕鸿老师希望我考他们的研究生。我当时有点犹豫，因为在参加李华钟老师的研究团队的活动时，我有机会和来自科学院、北大的老师接触，感觉北京人才济济，也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地方。我去请教黄念宁老师。他帮我做了分析，他说很可惜周光召老师现在没有出来招研究生，在北京，中国基本粒子研究的祖师爷是胡宁和朱洪元，不过他们都老了。他接着说，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的水平最高，何祚庥老师很能讲，戴元本老师学问功底深厚，但沉默寡言。我说对我对理论所的郭汉英老师很有兴趣，当时我在写关于一个新的引力方程的论文，郭汉英是唯一一位愿意花时间和我深入讨论这论文的专家，他才华横溢，思想开放，我很有兴趣跟他学习。可他资历还浅，那时没有资格带研究生。黄念宁老师就说，也许他可以给我介绍一位做天体物理的方老师。他说，他和方老师当年是北大物理系研究生同班同学，他是班长，方老师是团支部书记。黄老师认为方老师很聪明，不过，我对天体物理不是特别有兴趣，就没有考虑这个方向。

　　做了一番分析比较后，黄老师觉得李华钟老师可能比较合适我。李老师思想活跃，很有创意，和他合作的郭硕鸿老师的特点与戴老师相同，沉默寡言，能够扎扎实实地做困难的计算，他们两人合作是天作之合，一起做我的导师可能最合适。当时，我的儿子将要出生，我夫人也很希望我能留在广东。反复考虑之后，我决定报考中山大学李华钟和郭硕鸿、罗蓓玲老师的研究生。黄念宁老师的建议对我的这个人生重要决定有很大帮助，我至今十分感激。

　　黄念宁老师有两件事使我深感震动。我听说黄念宁老师1957年就是预备党员了，这让我很吃惊，他在物理系是典型的孤傲敢言，这一点我真没想到。后来我听说黄念宁老师最终成了正式党员，当了武汉大学研究生院的院长，发表了不少重要研究论文，建党100周年时，还获得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现在回想起来，他当年一直是以党外布尔什维克自勉，刚直不阿，真正做到了“士以志气为先”。想到黄老师受冤屈20多年，受了多少白眼和歧视，仍不坠青云之志，坚持不懈做研究，教书育人。另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是他53岁时，过了知天命之年还有决心和勇气从理论物理转向全新的古汉语和文字音韵学领域，挑起家学重担，整理出版父亲遗著27种，对黄侃先生学术的继承和传播，厥功至伟。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黄念宁老师志存高远，坚韧不拔，乐于奖掖后进的高风亮节永远令人敬仰，永远值得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