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余载,中国国际化人才培养始终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其发展路径清晰可见,历经几次重要迭代:从改革开放初期至21世纪前十年,全过程出国留学是绝对的主流模式,成为国家汲取先进技术与理念、培养高端人才的核心渠道;进入21世纪,合作办学、校际交流与学分互认逐步兴起,作为有益补充,丰富了人才培养的多元形态;如今,伴随中国高等教育实力的全面跃升、全球留学格局的深刻变革,以及国家对多元复合型人才的迫切需求,国际化人才培养正迎来从“单向输出求学”到“双向互鉴共赢”的模式转变,合作办学与校际交流必将取代传统留学,成为未来十年的核心引擎。
回望过往,全过程出国留学无疑是国际化人才培养的主力军。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的中国亟需破解技术落后、理念滞后的困境,出国留学成为培养高端人才的关键途径。无数青年背负行囊,远赴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异国课堂中深耕苦读,潜心钻研,学成后或归国投身建设,或成为中外交流的桥梁。四十余年间,累计出国留学人数突破千万,他们带回的不仅是专业知识,更是国际视野与创新思维,为中国的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提供了核心支撑。
与此同时,合作办学与校际交流作为另一种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也在探索中稳步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高校与国外知名学府的合作日益频繁,从最初的课程引进、教师互访,逐步拓展至联合办学、学位互授。目前,合作办学在校生规模已达60万左右。校际交流与学分互认则为学生提供了更灵活的学习选择,通过短期交换、联合培养等形式,使学生在国内学习期间即可体验国外教育模式,实现知识拓展与视野开阔的双重提升。然而长期以来,这两种模式占比相对有限,未能撼动全过程出国留学的主流地位。
如今,这种从“单向留学”转向“在地国际化”之变,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因素共同驱动的必然结果。预计未来几年,我国国际化人才培养将加速实现从“海外留学为主”到“双向互鉴共进”的转向,文章主要依据以下三方面考量:
世界发达国家的教育国际化历程提供了清晰的参照
19世纪美国工业革命初期,高等教育体系尚不成熟,大批青年赴欧洲深造。1820年至1850年间,赴德留学生从不足50人增至近300人,他们带回的洪堡大学“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理念,深刻影响了哈佛、耶鲁等名校的现代化转型。如今,美国高校已与全球超过5000所院校建立合作。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2024年数据,美国大学生出国进行两个月以内短期交流的占比约78%,一年以上长期留学仅占8%;德国在二战后累计派出超15万名学生赴欧美留学,待高等教育体系重建后,校际交流逐渐成为育人主渠道,目前每年派出交换生超过18万人次,其中短期交流占82%,一年以上的长期留学仅占5%;日本在1965年至1985年间,累计出国留学人数突破10万,自80年代推行“国际化校园”建设后,短期交流占比升至75%,如今一年以上长期留学者仅占3%。这些国家的经验表明,当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国际化人才培养必然从“单向求学”转向“双向互动”。
中国高等教育实力的显著跃升为育才模式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2025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中国共有15所高校进入全球前100名,其中内地7所、香港5所、台北3所,较2015年的6所实现数量翻倍。2024年自然指数排名显示,清华、北大连续五年稳居全球前五,28所内地高校跻身全球百强,前沿领域论文引用量占全球比重从2013年的12%上升至28%。师资与设施同步升级,截至2024年底,内地“双一流”高校中拥有海外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平均达41%,顶尖高校超过60%;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数量达1100余个,800多所高校开设的双语课程超过5万门。在国内接受高质量国际化教育,不仅能节省60%~80%留学费用,也能有效规避跨文化适应与海外安全风险,因而成为越来越多学生的理性选择。
全球留学趋势的转变发出了明确信号
2025年8月,QS发布了《全球留学趋势报告2025》,对120个国家的8万名学生调研显示,68%的受访者偏爱“混合式多校制留学”,即“一国为主、多国联动”的教学模式。具体而言,学生以本国高校为根基完成主体学业,利用假期赴1-3个国家短期学习或实践体验。2024年全球选择该模式的学生数量较2020年增长187%,亚洲学生增幅更高达215%,而全球范围内一年以上长期留学的比例仅占7%。QS首席执行官预测,未来十年,混合式留学将占全球市场的70%以上,这一趋势与中国的转型方向高度契合。
从国际教育视角来看,我国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从“单向输出”到“双向互鉴”的转型,绝非简单的渠道更替,而是其内在发展逻辑的根本升华,本质是教育主体性的重构过程。传统留学模式是教育资源的单向迁移,是单纯的“数量”积累和规模扩大,而新型“双向互动”模式则是我国国际教育由“大”到“强”的腾跃,是注重育人内涵与实效的“质量”飞跃。
未来,中国高校将通过中外合作办学、课程共建、学分互认、师资互派等有效机制,实现教育要素的全球配置。这种转型打破了传统的“中心-边缘”的国际教育格局,让教育参与者不再有主次之分,而是重新构建多元、文明、平等对话的平台,在知识生产、人才培养、质量保障等维度推动中国高等教育从被动接受者向主动建构者的角色转变,彰显了在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本土化”与“全球化”辩证统一的发展逻辑。这种由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的质变,标志着中国教育国际化从“跟跑”向“并跑”乃至局部“领跑”的跨越,也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进入更加成熟、多元、讲究实效的新阶段,正推动高端人才培养朝着多元标准共创的新范式迈进。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不确定因素交织叠加,国际化人才在维护和平、增进理解、夯实民间友好基础方面的使命愈发凸显。国际教育犹如穿透迷雾的光、连接心灵的桥,越是在困难的时刻,越能彰显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教育交流使不同文明在互鉴中凝聚共识,在博采众长中各美其美,在潜移默化中深化友谊,在守望相助中凝聚和平力量,这正是国际教育的伟大所在,它不追求千篇一律的统一,而彰显着“和而不同“的共生智慧。恰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国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转型,本质是不同教育模式与文化理念的深度交融,旨在让人类因理解而亲近,因共情而协作,因同心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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