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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生的海外文化角色

2016年02月02日  来源:神州学人 
  

 

如果简要回顾“留学生”这个概念的源流,就会发现它承载了中国和世界在文化交流方面的历史角色变迁。

“留学生”作为一个概念的出现,最早正是源于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巨大影响力。这个词汇应该出自日语,和唐朝时期的日本遣唐使制度有关。据日本的《続日本记》里记载:“灵龟二年,(真备)廿二,从使入唐,留学受业,研览经史,该涉众艺。我朝学生,播名唐国者,唯大臣及朝衡二人而已。”(藤原继绳勒撰、青木和夫等校订:《続日本记》五卷本第四卷,458页,东京,岩波书店,1995)这里的大臣是指日本的著名学者、2次任遣唐史的吉备真备,而“朝衡”的中国名字即“晁衡”(即阿倍仲麻吕),在唐代诗歌史上还是留有一笔的。

作为汉语,中国最早使用“留学生”一词则可能是《旧唐书》里的“东夷”条记载:“贞元二十年,遣使来朝,留学生橘逸势、学问僧空海”。(刘昫等《旧唐书》,第1653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从时间上看,《続日本记》比《旧唐书》早了近150多年,故可以确定该词来源于日语,特指当时从日本来到中国留下学习的人,后来渐渐泛指从本国的角度看那些需要出国长期居留学习的人。中国在唐及唐代以前,尚未发现正式以官方形式派遣过学生外出留学的,即便有个别例子如著名的玄奘去天竺取经,在唐代文献里也没有留学之类的表述。

唐以后尤其是近代晚清以来,留学生渐渐变成了中国开始大规模学习世界先进文明的一股标志性力量。从1872年第一批留美幼童来看,当时中国人对于官办出国留学事业并不向往,应募者多为平民百姓家而来,赴美留学好像是卖身为奴,甚至都招不到学生。之后尤其是民国时期,留学生慢慢成为某种“身份”的象征,其中有一大批人为中国的新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当然也有如钱钟书在《围城》里讥讽的方鸿渐之流。

改革开放,尤其是邓小平对派遣留学生的支持,正式拉开了当代中国大规模的留学序幕,在上世纪80-90年代甚至形成高潮,演绎出各种各样的故事,一去不返者有之,学成归来者有之,真才实学者有之,沽名钓誉者亦有之,以至于留学直到现在仍然有“镀金”之说。尽管今天仍然有许多人沉浸在留学的光荣与梦想中,甚至不乏一些人有意无意地表现出自以为是的优越感,但毕竟随着中国的持续强大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出国和归来的人越来越多,国人们渐渐亲自体验或者看明白了其中的诸多曲折。近些年来,附着在留学生身上原来那份如日中天、几乎让人睁不开眼的“光芒”,终于也渐渐显露出人们习以为常的一道晚霞风景的态势来。

某种意义上讲,当留学生在整个中国社会退回到一种非常普通的学习经历,失去因为100多年落后历史赋予它的额外价值时,才意味着我们和世界的文化差距由“追赶”转化为正常的“交流”,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才真正进入了历史大循环的新弯道。当身份不再成为一种想当然的价值,让一切回到事物本然的评判标准上来,应该是一个人或民族文化自信与成熟的起码底线。而在目前这个仍在发生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会承担起某种接力前行的文化角色。

 

出国留学:是个人行为,也是国家形象

留学生除了代表自己,同时也无可避免地代表着所属的国家与民族形象,尤其是面对那些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其实,只要当我们和其他国家人接触的时候,彼此即一定程度地成为所属国家的形象代表。国家或人之间的交流应该秉持平等的准则,但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对外国人友好到过分,甚至失去尊严的程度。胡适曾经写过一篇很有趣的短文叫《中国人,有一桩极可耻事情——“媚外”》,讲了旧中国上海虹口的洋叫花子,如何靠一张“洋脸”吸引或者欺骗那些没见识的崇洋媚外者,作者最后感慨,不仅仅是那些可怜的车夫,那些官、商、绅何尝不是?

遗憾的是,这种剧情直到现在仍然在以各种变相的形式上演。一位在美国留学的朋友有一次非常气愤地告诉我:她特别讨厌几个一起留学的外国男生。问她为什么?她说:“你不知道他们一起喝酒时说的那些话……总之那些外国男生似乎觉得中国女孩很容易得手,甚至让他们感到无趣了。”闻之此言我自然也会心生无奈之气,因为至少在这几位外国男生心里,少数几个女孩的行为已经给他们留下“中国女孩太容易得手”的整体印象了。

反之亦然,在德国往往是几个人共同享用一间宿舍,有公用的厨房和卫生间,自然也会形成公共的行为准则。多数情况下大家都遵守得很好,但偶尔也会遇到一些不那么自觉的。某国的一位留学生短期入住后,经常会出现乱占用冰箱、饭后不及时清扫或清扫不干净的现象,大家礼貌提醒几次也不见效果明显。那是我第一次和该国人员接触,我当然明白他不能代表整个国家,但我也很难不联想到他所属的国家,因为现在我已经完全忘了他的名字,只记住了他是某国人。

 

文化身份:作为一种主场或边缘角色的选择

甚至在北京首都机场凌晨起飞前的那一刻,我都在质疑自己:一个中文研究者有必要去国外学习吗?这也是回国后很多人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每个人的答案可能都不尽相同。很多问题的答案是需要有亲历体验的,否则理解起来也是隔靴搔痒;答案也和每个人的经历、选择和问题意识很有大关系。就海外留学而言,对于那些只谋求个人发展而很少思考文化身份的人来说,在很多方面都会形成感觉盲点。当某位定居(入籍)海外的同胞用中文对我说“你们中国人……”时,或者那些一出国就批评中国各种不是的同胞,以及那些动辄拿海外名校资源自抬身价、套取国内利益的同胞,我的内心总会感到很困惑。选择个人的逃离还是“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这对很多留学者都是一个问题。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中有知行合一,也有亲历后所获得的那些无法复制的体验。出国不久,因为语言、资料、方法等障碍导致我很长时间都陷入到巨大的“失落”感中。相对于自然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可能是最难国际化的一个领域,对文化环境带来的主场气息也最为敏感。有一段时间我好像产生了“母语文化饥渴症”:迫切希望置身于当代文学的讨论语境,能用母语痛快地表达和交流自己的思想,我强烈地感受到中国文化在海外其实是多么边缘的一种角色,这种文化的隔绝和孤寂感让我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个中国文化研究者,不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必须通过各种方式保持与中国文化的主场连接畅通。

所以在某个失眠之夜读到北岛在散文集《蓝房子》《失败之书》里渗透出那股强烈的文化落寞时,我不禁潸然泪下。在和王德威教授访谈时,我也依稀感受到,相对于国内的文学氛围,即便是美国的汉学重镇哈佛大学也是孤寂的。因此,当德国一些朋友劝我想办法留在国外发展时,我没有任何犹豫地选择回到中国。

 

文化交流:是宏观的也是日常的

文化交流有很多种形式,宏观如发展国家关系以及大力推进孔子学院建设等,日常如留学生的私人友谊甚至是一段恋情。在国际汉学界就存在一个非常有趣的“中国夫人”现象,比如瑞典的马悦然、德国的顾彬、美国的宇文所安等,我认识的几个更年轻的德国、法国翻译家也是如此。当然也有反过来的,比如翻译界的泰斗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不论哪一种,最后其实体现了人与人的交流对文化影响的重要性。

留学生活会让我们在旅游、节日及日常生活中,遇到很多国家的人,每一次交流都可以促进了解、消除误会。我没去过印度和巴基斯坦,中国人似乎对印度抱有偏见,而对巴基斯坦更有好感。就我和巴基斯坦人的几次接触来说,我们彼此确实更容易产生天然的好感。在美国访学时,晚上从机场坐大巴到站后,还得中转才能到朋友家。当时我一个人拖着行李箱遇到一辆出租车,正在犹豫要不要上去的时候,司机对我说:你是中国人?我说是的。他说,上来吧,中国朋友,我是巴基斯坦人。我们路上聊得很愉快,虽然只是一面之缘,却有一种信任了很久的感觉,这得感谢中巴传统友谊。

我也认识一位印度朋友,开始只是礼貌地打招呼,后来就常常坐在一起聊天,从专业聊到饮食,从故乡聊到他乡。更熟悉一点后,一起喝酒、做饭、打乒乓球等,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用谷歌地图互相介绍自己生活的城市。我相信通过这种日常的聊天和友谊,我们彼此都会纠正很多原来的偏见。

 

中国和世界:归去来兮

比较理想的交流状态当然是人和文化都可以自由地出去和归来。在这样的前提下,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文化认同、学科影响甚至个人偏好选择去留。有比较才会有发现,有问题才会有进步。莫言说:当所有人哭的时候,应该容许有人不哭,当哭只是一种表演时,更应该支持有人不哭。我们有时候太喜欢统一的方式或者表面的繁荣,甚至不惜用遮挡和制造呈现想要的风景。可是认同永远只发生在一个人的内心,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左右其他国家的想法,只有那些经过个人认同筛选的价值观才是真实和稳固的。

相信很多留学生都有自己中外生活的对比体验。比如在德国我体会了几乎不晚点的交通系统;坐着火车旅游时到处是连绵不绝、仿佛人工修剪过的草坪;空气干净到透亮的程度;一个人迷路在山间道路时独身女司机愿意主动停车送我回家;一场不太严重的交通事故中,警察和救护车在两三分钟内就赶到现场处置,期间路人甲照顾受伤的女人,路人乙也没忘安慰吓白了脸的男司机;那些享用国家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可以没有焦虑地长期聚在车站附近喝着啤酒聊天度日,等等。

在出去和归来之间,我们才能知道中国的成功与缺失,世界的精彩和不足,才能想明白我们内心最在乎的选择是什么。有的朋友定居国外打拼生活;有的朋友打算在国外积累到更成熟的时候再考虑去留;还有的朋友回国后又选择出去生活;每个人的机遇和想法都不一样,只要是正直、努力的生活,我觉得都应该尊重并祝福。

尽管我曾和朋友笑称:在海外想找一块没有中国人的地方已经成为不可完成的任务了。许多海外的大中城市甚至可以过一种非常“中国”的生活,但这些都改变不了我们在外国文化中的“边缘”角色。“春节”是我们最盛大的民族节日,就我个人在德国和美国的春节经历而言,基本上仍然是以华人圈子为主的活动。不知道这一天,外国教授原谅中国学生的逃课行为算不算一种文化影响力?

节日风俗最能体现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内涵,中国春节的习俗更主要地指向了“团圆”“平安”等人伦关怀。在What Are Some New Year’s Customs的文章里讲到美国人新年吃一种叫“black-eyed peas”的点心,因其长得像美元,总之似乎更多体现了“资本”和“财富”的味道。

民族节日的世界化也可以变成核心文化传达的过程。比如中国文化里谐音祝福的传统让我们发明了在“平安夜”送苹果的习俗,如果我们有能力把这个新习俗推送给世界,那么当很多外国人也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对中国文化很好的接受。再比如我们春节有写对联、贴“福”字的习俗,如果可以把这种习俗改装成简易方便的“手写贴纸”或者外文对联送给外国朋友,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文化表达。

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开篇写道:“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我一直觉得这个开篇有着经历万千世事后才有的复杂心境的传达。没有离开,何来归去?既已归去,何故来兮?归去来兮之间,表达或者考验的正是一个人的内心决择。中国文化有自己不变的气质,也有包容纳新的能力。当更多的人在中国和世界之间“归去来兮”,就会带动起中国文化在民族性和人类性、本土性和世界性之间的“归去来兮”,华夏的田园也必将迎来历史的繁荣。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戏剧与影视学博士后、文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及其海外接受。曾作为国家公派留学生赴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攻读联合培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汉学家顾彬教授。公派期间曾赴包括美国哈佛大学在内的多所国外大学进行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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