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我跟哈佛的缘分,是从2008年开始的。那年秋天我飞抵纽约,在驻纽约总领馆当了五年教育参赞。五年不算长,但回头一看,那段日子竟成了我职业生涯里最暖和、最踏实的一段记忆,也让我跟哈佛大学结下了一份绵长深厚的情缘。
时隔十多年,有两位老朋友至今让我常常想起。一位是哈佛副教务长豪尔赫·多明戈,美籍古巴裔,为人沉稳谦和,做事踏实,在国际教育合作这块深耕多年。另一位是哈佛研究生院行政院长玛戈特·吉尔女士,英国人,干练细致,执行力极强。那几年我们配合得很默契,像两台咬合紧密的齿轮,是当时中美高等教育对接最稳固的一组搭档。
2010年,首届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在北京启动,给两国教育和青年交流搭了一个国家级平台。借着这股东风,我把哈佛、耶鲁和MIT作为重点对接院校,一步步推动中美高层次教育合作。
那年下半年,我和同事李婷婷正式开启了与哈佛校方的常态化磋商,主攻方向就是中美高端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为了把方案做稳妥,我们把哈佛的奖学金管理制度捋了一遍,又把美国联邦科研资助的相关规则仔细地啃了又啃,总算摸清了美方研究生招录和经费运行的整套逻辑。
记得第一次和吉尔女士谈生源问题,会议室里气氛严肃,安静得能听见空调的低鸣声。她开门见山说:“岑参赞、李女士,哈佛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经费怎么分摊是次要的,生源质量才是第一位。我们要的是你们最优秀的学生,必须是顶尖中的顶尖。”她眼神里没有半点退让的意思。
我和她对视一眼,心里反倒松了一口气,这一点,恰好跟中方的想法一模一样。我笑着回她:“吉尔女士,我们完全一致。中方的理念也是‘把最好的学生送到最好的学校,师从最好的导师’。既然目标这么合拍,就按这个原则来设计选拔机制。”
吉尔女士听完,会心一笑,缓缓点了点头。接下来的几轮磋商,我们一直在琢磨到底怎么才算“最好”、怎么才能选出“最优”。最后双方敲定两条核心原则:一是选人,全部从国内顶尖985高校的应届本科毕业生里挑;二是成本分担,前两年由中方承担一切费用,从第三年起往后均由美方承担。方案报回国内,没多久就收到回复和认可,我们心里更有底了。
国家留学基金委随后搭起了评审机制:各高校先初选,报到基金委,再由基金会组织全国专家多轮复核,确定推荐名单后送哈佛。哈佛那边则由吉尔女士牵头,组织校内顶级教授对每个候选人逐一审核面试。
让人欣慰的是,我们每年保送的15名候选人,几乎全被哈佛录取了。吉尔女士后来专门打来电话,语气里满是赞赏:“你们选送的学生基础扎实、综合素质突出,是我们近年见过质量最高的国际生源之一。这说明你们的选拔机制非常成功。”听到她这么说,我心里挺自豪的,这不光说明咱们的学生底子好,也让哈佛看到了中国年轻人的实力。
这套双向协作的培养模式,慢慢成了美国名校对华高端人才合作培养的参考样板。我们带着这套方案去了麻省理工学院,苏珊校长听完当场表示认可。随后,我们跟MIT也签了类似的合作协议,把这套合作模式复制推广了出去。
这个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是我和哈佛合作里第一件落地成型的成果,也为后来的合作打下了基础。而2011年4月刘延东国务委员对哈佛的高规格访问,促成了我跟哈佛的第二个合作项目。
为此次访问,国内派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同志先期赴美打前站,对接待规格、会场布置、翻译保障、媒体口径等都提了很高要求。对我们驻外人员来说,这既是荣誉,也是挑战,得跟美方一项一项落实到位。
访问那天,哈佛拿出了超常规的接待规格。波士顿当天大雨滂沱,冰冷的春雨冲刷着哈佛的红砖老校舍,整座校园罩在一片烟雨里。即便如此,双方的交流节奏一点没乱。
福斯特校长先在她的办公室里主持了小范围会谈。她提起2008年访问中国的事,说北大授予了她名誉博士学位,又去了清华做了演讲,那趟访问让她对中国高等教育有了真切的了解。刘延东听了,微笑着应声道:“那一次访问,咱们算是真正认识了。”
两人眼光一对,窗外的雨声仿佛更轻了几分,屋里的气氛顿时松弛下来,会谈顺势铺开。
会后,代表团在哈佛方面的陪同下,依次参观了三个核心机构。先到肯尼迪政府学院,这里专出治国之才,走出了像潘基文、李显龙这样的政要,是美国公共治理研究的重镇;接着走进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这里是美国“中国学”的大本营,撰写《邓小平时代》的傅高义先生便出自此处;最后来到威德纳图书馆,这座1915年落成、已有百余年历史的建筑,是哈佛大学图书馆系统中规模最大的一座,藏书近千万册,也是美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站在那一排排顶天立地的书架之间,纸墨的气味混着旧时光的尘埃扑面而来,让人觉得自己格外渺小。

威德纳纪念图书馆外景
图源:Wikimedia Commons/Kenneth C. Zirkel
当天最重要的环节,是哈佛专门准备的专场午餐会。120多位哈佛校级管理者、八大学院院长及资深教授悉数到场,多明戈副校长、吉尔女士也在座,足见分量。
主菜过半,福斯特校长轻轻放下刀叉,站起来,双手端住酒杯,环顾一圈会场,等大家安静下来,便语气肯定而平缓地说:“哈佛与中国的学术交流源远流长,教育是化解隔阂、增进理解的最好方法,哈佛愿持续深化与中方师生交流和学术合作。”
话音刚落,掌声未息,刘延东同志便从座位上微微欠身,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端起酒杯举到胸前,从容回应道:“人文交流是两国关系的活水源头,中美高校应互相学习、彼此了解,欢迎哈佛学生到中国多走走,亲手感受当代中国。”
午餐会的高潮是中美高端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签字仪式。全场目光聚拢,哈佛副教务长与留学基金委代表上前落笔,笔尖沙沙划过纸面,在安静的会场里格外清晰。签罢,掌声四起,接着是小型酒会,中美双方在轻快的音乐声中亲切举杯交流,回顾过往友谊,畅谈未来合作。哈佛官网当日发稿,这场务实交流传播得更远了。

2011年4月13日,刘延东访问哈佛大学
图源:哈佛校报报道截图
前两个项目落地后,正好赶上国家对中美人文交流提出“三个一万”重点项目,其中一项是邀请一万名美国青年学子来华学中文、研究中国问题。为了落实此项目,我跟哈佛校方谈了好几轮,美方合作意愿强烈,双方很快达成共识,一起推进专属于哈佛的“赴华留学奖学金项目”。这,便是我跟哈佛落地的第三个合作项目。
双方最后敲定,项目为期三年,每年提供10个名额,共30个,选派哈佛在校生赴华开展为期一年的研修。这份协议由我和多明戈副教务长共同签字生效。签字那天,我们邀请了20多位在哈佛的公派留学生前来见证。笔落下去的那一刻,墨水在纸面上缓缓洇开,掌声响起,席间泛起阵阵欢笑。
仪式后,多明戈设宴款待了中方全体代表。宴席间,他频频举杯致辞,感谢中方提供难得的机会。他说,哈佛历来向全球发放奖学金,各国学生拿着哈佛的钱来哈佛读书,但像中方那样专门为哈佛在校生设立赴华奖学金项目、送他们去研学,确实不多,这是真正的双向赋能。说到这里,他眼角满溢笑意,气氛热烈而真挚。
消息很快在哈佛传开,报名者众多,校方只能择优选拔,最终录取的学生大多来自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和肯尼迪政府学院。这些哈佛学子来华进行了一年沉浸式学习,回国后常在课堂和学术场合讲述真实的中国,成为中美友好的青年纽带。
其中一位青年学者回国后与我聊起这段经历,动情地说:“这一年彻底改变了我对中国的认识,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立体、充满活力的中国。”
2015年,多明戈副教务长即将退休,校方为他举办了告别会。他上台发言时声音微颤,眼眶泛红,提到与中方的两个合作项目时,满含热泪,动情地说:“在我多年从事国际教育合作的众多成果里,有两项中美合作项目让我特别骄傲。一个是高端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为哈佛吸引了大批顶尖的中国青年;另一个是中方设立的赴华留学奖学金项目,打破了哈佛单向向外发钱的传统,实现了真正的双向交流。”
他停顿了一下,声音有些哽咽,补充道:“这两个项目,是我职业生涯中分量最重的成果,也藏着我对中国朋友最深的感谢。”说到最后一句话,他的嘴唇微微颤抖,眼泪顺着脸颊滑落下来。
话音刚落,台下即刻响起了长久的掌声,在礼堂里回荡了好一会儿才慢慢落下。后来,这个奖学金项目在国家留学基金委支持下完整走完了三年执行周期,也成为我跟哈佛打交道过程中第三个标志性的合作成果。
最近,一个国际教育分会正在编写一套关于国际胜任力的丛书,编委会问起我对外交往有啥深刻的体会。我想起跟哈佛打交道的这段经历,脑子里浮现三个画面:一次次洽谈磨合,一次次双向奔赴,一次次共识凝聚,都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回过头来看这三项合作,我自己总结了三条心得:
第一,合作之本,在于互利共赢。国际交流合作不能只靠单方面的热情,得找准双方共同的需求,秉持互利共赢的原则,这样才能避开分歧,走得稳、走得远、走得久。
第二,合作之要,在于务实调研。做涉外合作,得先调查研究后再定方案,不能凭主观经验办事,更不能硬套自己那套规则。只有摸清对方的制度和文化,拿出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合作才能真正落地。
第三,合作之基,在于维系互信。大学校长统管顶层战略,具体项目落实还得靠中高层主管干部推进。那几年,我一直跟多明戈副教务长和吉尔女士保持着不错的工作关系,正是这份真诚交往攒下的信任,让这三个项目得以顺利谈成、稳稳落地。
这三条心得,是我做中美人文交流的亲身体会,也让我受益匪浅。它们像三盏明灯,照着我后来处理的每一项中美合作事务。
如今,十多个春秋一晃而过,光阴荏苒,岁月如梭,那些播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开花。有时候,我一个人在家坐着喝茶,也会突然想起那段往事——多明戈告别会上挥洒的热泪、吉尔女士电话里的赞许、波士顿的晨雨,一幕一幕,都会清晰地在我眼前浮现。
山海相隔万里,唯有真诚可以跨越国界。教育交流是最柔和、也最有力量的外交方式,不像经贸谈判那样锋芒毕露,却能像春雨润物一样,在无声处慢慢消融隔阂、凝聚信任。人心近了,世界就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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