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聚焦 rwjj 2006-03-10 16:32 普通文章 5
　　杨邦杰，1948年出生，四川乐山人。1977年考入四川工业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988年获该校工学博士学位。现任国家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研究员，农业部农业资源监测总站站长，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

　　十年前，美国学者布朗出版了《谁来养活中国》，当时曾经引发了很多人对中国农业的极大关注。有人说，布朗的书在散布中国威胁论，但在杨邦杰看来，布朗的问题很简单，当然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养活中国，“米袋子”一定要“挂在自己家里”。　　

　　30多年的农业科研经历，使一直致力于农业研究的杨邦杰对中国的农业问题有着自己的思考和判断。2004年12月，杨邦杰当选为致公党中央副主席。这为他提供了一片新的广阔天地，他开始为国家农业现代化、西部草原恢复与生态环境建设、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建言献策。　　

　　和杨邦杰交谈，你会察觉到他内心深处的勃勃生机。农业问题似乎是打开他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他对此显然有着超越时空的敏感。他说，只要有机会工作，就不应去回忆，而是要抓紧今天，计划明天，展望未来。　　　

　　　　　　　　　　　　　　　结缘农业　上下求索　　

　　杨邦杰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一个普通人家，全家靠母亲在城里帮人带孩子、洗衣服维持生活。无论生活多么艰辛，父母还是咬着牙把他的几个兄长都送入了大学。“文革”开始了，上了高中的他不能再继续升学了，到一所民办中学当了音乐教员。西部小城一隅，悠绵的小提琴声与对未来的憧憬，成为杨邦杰灰色青年时代的全部元素。面对冰雪封冻的时代，是沉沦还是与命运抗争？杨邦杰并没有过多地徘徊于人生巨大问号的阴影下，他时刻准备着一次新的出发。　　

　　1977年恢复高考，杨邦杰以优异成绩考入四川工业学院农业机械设计专业。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成为那一代人的共同愿望，生性沉静的他开始全身心地拥抱新生活。于是食堂里多了一个总是站着吃饭的学生，实验室里多了一个勤奋的青年，乐团里多了一个小提琴手……　1982年，杨邦杰大学毕业，他留在四川工业学院机械系任教。留校不久，杨邦杰又考取了北京农业工程大学(即现在的中国农业大学工学院)曾德超院士的硕士研究生。仅仅用了两年的时间，他便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并被推荐提前攻读博士学位。　　

　　经过系统学习与研究，杨邦杰的思考更为理性，也更为清晰：农业机械化是中国农业现代化最重要的标志。他说，世界农业发展史也是一部生产工具的发展史。2000年，美国工程技术界评出“20世纪对人类社会生活影响最大的20项工程技术成就”，其中排名第7位的就是农业机械化。发达国家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根据他的研究，中国农业机械化对农业的贡献率已达20%。　　　

创造现代耕作工程设计方法　　

　　中国的农业有数千年精耕细作的传统。在北京读书期间，杨邦杰一直在思考如何实现耕作工程的优化设计。那时，他存有一个困惑：在农业耕作机械设计中，长期以来，人们把土壤和机械之间的力学效应作为设计的依据，例如人们往往以减少耕作阻力，保证碎土、覆盖质量等为指标。然而，种子从播种到发芽、出苗期间，土壤水分与温度是关键因子，耕作的目的是要为种子发芽、出苗以及作物的生长提供良好的土壤气候环境。那么耕作机具与耕作方式的设计是否应该放弃传统的力学效应的考虑，而首先考虑到怎样保证土壤有“最佳”的水热条件呢？　　

　　在这个困惑的基础上，杨邦杰不停地向自己发问：用什么样的耕作工程措施才能保证土壤有良好的水热条件供种子发芽呢？解决这一疑问，田间对比试验是最常用的研究方法。但是，单凭实验难以揭示这一复杂过程的本质。中国是一个具有长期精耕细作传统的国家，幅员辽阔，各地的土壤、环境与耕作传统很不一样，一时一地的实验结论也难以推广，给耕作方法的研究以及耕作机具的设计与推广带来了诸多困难。　　

　　杨邦杰与陕西延安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合作开展了“西北黄土高原耕种增产措施机械化”研究　
项目，承担了“不同耕作措施对苗床土壤水分温度分布影响”的理论分析与模拟研究。在合作过程中，杨邦杰和他的合作者们发现，老百姓在实际生产中创造的“沟种”方法，在半干旱地区获得了很好的效果。他们决心从理论上进行阐释，并用理论去指导实践，不断改进。历经几年的艰苦努力，杨邦杰用计算机对成千上万个实验数据进行了一维与二维土壤蒸发过程的数值分析，定量地计算出非均质地表面温度与蒸发率，从而完成了定量分析不同的耕作方式对土壤水分与温度分布影响的博士论文。这个成果为他在国际上赢得了高度评价，被认为是首先提出了非均质土壤地表蒸发过程的理论与数值分析方法。他出版了专著《土壤水热运动模型及其应用》，创造了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耕作工程的分析设计方法。　　

　　与此同时，这个项目当年在延安地区111.02万亩黄土地上的实验获得了成功，他们的成果也获得了农业部科技进步奖。杨邦杰深深地感到，经验与科学之间有时只差之分毫，而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的过程中，人们往往轻视这种差异，把原本可以极大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科学轻易地放弃了。　　　

　　　　　　　　　　　　用中国技术攻克国际难题　　

　　1988年，博士毕业的杨邦杰来到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工作，参与生态学国际合作研究。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就这样来到了杨邦杰眼前，开始了与他长久的对话。杨邦杰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普林斯顿大学和欧洲几个国家的大学与研究机构作访问学者。在他周游列国的过程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莫过于与澳大利亚农业部合作研究斥水土壤带来的农业与环境问题。　　

　　1991年，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听了杨邦杰在英国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的研究成果报告后，专门邀请他来西澳大利亚进行合作研究。当杨邦杰置身于西澳大利亚一望无际的沙土地上，感受着挟带沙尘的大风和高达摄氏48度的气温时，他深切地感佩这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所创造出的农业文明。然而他当时面临的却是一个相当棘手的研究难题：西澳大利亚的土壤极其特殊，把水洒在土壤表面时，水珠滞留在地表，长时间不能入渗。下雨之后，往往也只能润湿地表1～5毫米深的土壤，在积水处，由于积水压力的作用才形成入渗。由于土壤斥水性的影响，在西澳大利亚，秋天雨季来临时播种的作物只有在湿润的地方才能出苗，同时，由于土壤斥水性大大减小了入渗率，一旦下大雨，就形成水蚀，引起土地退化等生态问题。　　

　　当时，土壤斥水性可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早在120年前，美国就注意到土壤斥水性及其带来的问题。在荷兰，大约有75％的耕地显示出不同程度的斥水性。新西兰也正在进行土壤斥水性的普查与改良研究。澳大利亚从1959年开始注意到土壤斥水性问题，然而这些问题虽然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但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　　

　　在巨大的挑战面前，杨邦杰提出用中国农民发明的“沟种”法，采用深沟播种促进种子区的水分入渗并减小蒸发。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试验室和田间，一点一点地进行数据测试。通过模拟计算与田间试验，他提出开沟深度、镇压强度等工艺与工程要求，优化残茬覆盖与湿润剂的使用方法。开沟、播种后，种子发芽了，齐刷刷的小苗长到半尺来高，他成功了。当地电视台赞誉道：中国科学家用中国的方法解决了世界性的难题。　　

　　　　　　　　　　　　　　遥感监测国家粮食安全　　

　　1996年，杨邦杰停止了在世界各地奔波的脚步，回国工作。早在做研究生的时候，他便在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开始研究地表温度的遥测与反演。对工程与数据的热爱使他在德国、美国从事合作研究时便开始用卫星遥感监测来研究区域农业与环境问题。回国进入农业部工作后，根据国家的急需，他便着手研究国家级农情遥感监测。　　

　　国内外多年的农业科技研究与实践使杨邦杰认识到，我国是农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大国，农业面对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同时承担着农业结构调整、农民增收以及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迫切需要可靠、及时、全面地获取主要作物的生产信息。1996～2005年，杨邦杰任农业部农业规划设计院副院长、总工程师的同时，还兼任农业部农业资源监测总站站长，中国农业大学工学院、信息与电器工程学院的博士生导师，主持了“农情遥感监测系统”、“基于3S技术的农业部资源环境信息服务系统”、“中巴卫星应用示范—新疆棉花遥感监测系统”、“农业信息资源开发与共享技术研究”等诸多国家级项目以及农业部的全国主要农作物遥感监测与耕地的遥感监测项目，出版了专著《农情遥感监测》。实现这些项目攻关，杨邦杰的目标只有一个：建设国家级的农情遥感监测运行系统，监测国家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他的研究成果“国家级农情遥感监测系统”以RS、GIS、GPS技术和网络通讯技术为基础，结合地面监测系统，开发了覆盖全国的农情监测运行系统并投入应用，正在为国家粮食安全与农业发展提供及时、可靠、全面的农情信息。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需要　先进实用的工程技术　　

　　在繁忙的科研工作中，杨邦杰对农业现代化的思考从未停止。他认为，美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能用2%左右的农业人口养活98%左右的国民，而且有大量的农产品出口，以色列、荷兰这样资源极其匮乏的国家居于农业发达国家的前列，究其原因，都是源于高度发达的农业工程技术。中国的农业有数千年的历史，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时势”催人思变。这种“时势”便是我国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由长期供不应求转变为阶段性供大于求，这为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和机遇。于是，过去为解决温饱而主要追求产量增长的农业生产，可以在保持总量平衡的基础上突出质量和效益，向多样化、高品质的方向发展，促进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过去由于资源短缺而以提供初级产品为主的农业，可以将更多的农产品用于发展畜牧业和各类加工业，更大规模地实现转化增值；过去迫于生存压力而过度开垦的土地，可以有计划、分步骤地退耕还林、还草、还湖，逐步恢复生态的良性循环，创造更加适合人民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环境。面对“时势”的变化，杨邦杰的思考又有了新结论：实现提高品质、加工增值、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及农业现代化的目标，需要农业工程科学与技术的迅速发展。　　

　　杨邦杰说，在可预见的10年、20年间，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需要依靠工程技术。农业工程将在六个方面加大研究力度：一是农业机械化将借助信息化高新技术，全面提升我国农机技术与装备水平，加快实现农业生产的机械化和自动化；二是农业水土工程需要多学科有机地结合，用一系列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的节水农业技术；三是农业生物环境工程将加强对动植物环境生理和农艺的基础研究；四是农产品与食品加工工程以高新技术为先导，根据不同生产规模的需要，研制先进的加工工艺和装备，并大力促进设备的国产化、系列化和成套化；五是信息技术向农业领域的运用和推广，将促使农业生产、管理、决策和市场全面实现信息化，推动农业新技术示范、推广和应用，成为农村教育的主要手段和农业科研的基本方法；六是农业生物质能源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将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与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带来新的动力。杨邦杰坚定地认为，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需要先进实用的工程技术，先进实用的工程技术可以使农业成为有活力的现代产业。　　　

　　　　　　　　　　　　　　以农为本　　建言立论　　

　　作为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杨邦杰以自己的专业为轴心，参加了许多重要的调查与视察活动，为国家农业现代化、西部草原恢复与生态环境建设、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等重大问题建言献策。2004年12月，杨邦杰当选为致公党中央副主席。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与国家发展是他思考的永恒主题。历年的“两会”，杨邦杰总会提交关于农业发展的发言与提案，从“开展全球农情遥感监测，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发展以畜牧业为核心的农业循环经济”、“农村能源建设是国家生态恢复与实现农村小康的当务之急”、“国家粮食安全需要信息完备的预警系统”直到“中部的经济强省也必须是农业强省”，这些紧扣“农业”的建言与呼吁渐渐成为杨邦杰肩头的一种责任。　　

　　2005年，“中部崛起”成为　“两会”最热门的词汇之一。在这个热闹的场景中，杨邦杰发出了冷静而理性的呼声：“在中部崛起的过程中，工业化和城镇化固然很重要，但中部的农业绝对不能萎缩。沿海的发展已经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如果中部的土地再被工业发展挤占的话，中国就没有生产粮食的地方了。　　

　　众所周知，中国的区域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可逆转的大格局：东部沿海经济带，中部粮食基地，西部生态建设。作为中国粮食主产区的中部，在崛起的愿望与农业大省往往是经济弱省的现实之间如何自处？在农业与工业夹缝间发展的中部将何去何从？　　

　　杨邦杰用他的长期思考坚定有力地回答了这些问题：“从全国的产业布局来说，农业是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但农业又是弱势产业，仅靠农业自身富不起来，所以还必须发展多种经营，使原有的工业、旅游业、文化产业都得到发展。从长远来看，在国家加大投入以及农业自身的产业化趋势等综合作用下，农业是可以形成经济支柱的。我们呼吁中央要有一定的政策，协调一部分资金支持作为粮食生产基地的中部的发展，比如以转移支付来协调粮食产区和销区的差异。除了以前的粮食直补、减少税收之外，还包括产粮大县的奖励，以及建立农田基本建设的长效机制。”　　

　　在2005年“两会”全国政协首场提案协商办理会上，杨邦杰代表致公党中央作了《关于统筹区域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建议》的发言，这些建议成为国家相关部委和中部诸省在制定政策时的重要参考和借鉴。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杨邦杰依然保持着一份真性情。他酷爱音乐，现在仍然坚持闲暇时练习一个小时长笛。他的人生之曲也由独奏经过一系列变奏成为协奏曲，最后融入时代的交响。工程技术训练给了他严密的逻辑思维，而音乐则赋予了他足够的激情，这两种东西汇合在他身上，产生了奇妙的效果。他的内心充满澎湃的活力，但现实中的他却在不动声色中付诸勤勉的行动，成就掷地有声的业绩，如此自信，如此从容！]]> 1 1 0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