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试论清末民初的留美运动(1) |
[2004-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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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曹欣欣
1909年至1929年清末民初的留美运动持续了20年，经历了清朝和民国两个时期。在这20年间，中国的政局急剧动荡，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袁世凯复辟帝制、北洋军阀统治、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等等。而留美运动正是在这跌宕起伏的历史背景下形成、发展并达到高潮的。探讨它的起因、特点及在中国社会方方面面所产生的影响，对于评价这一运动，特别是对于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国的近代化历程具有重要意义。
清末民初留美运动的发展历程
清末民初，由庚款留美生、各类官费留美生和自费留美生共同组成了一支前所未有的留美学生队伍，形成留美高潮。
1909年7月10日，为落实美国提出的庚款兴学计划，外务部、学部《会奏收还美国赔款谴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折》，详细规定了派遣留美生的办法，包括：“拟在京师设立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学部派员管理，综司考选学生、遣送出洋、调查稽核一切事宜。并附设肄业馆一所，选取学生入馆试验，择其学行优美，资性纯笃者，随时送往美国肄业，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所有在美收支学费、稽查功课、约束生徒、照料起居事务极为繁重，拟专派监督办理。”[1](p116)等事宜。准奏后，以上各条迅速实施。
1909年8月，游美学务处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止，经过游美学务处考试选拔，清政府共谴派3批180名学生赴美，成为清末民初留学美国高潮的开端。
为了使留美教育规范化，收到“树人之功效”[1](p116)，并使被派遣的学生顺利升入美国大学或大学研究科，1909年，外务部、学部奏准设立肄业馆，办学方针是“沿用美国高等初等各科教习，所有办法均照美国学堂，以便学生熟悉课程，到美入学可无?格。”[1]（p120）自此，清政府派遣留美生有了专门的预备学校。1911年4月，肄业馆改称清华学堂，宗旨为“培植全材，增进国力”。[1](p146)辛亥革命后改为清华学校。学生经过8年的留美预备训练，在完成基础学业的同时，熟习美国的语言文字、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社会政治等。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将清华学校易名为清华大学，隶属教育部，不再是专门的留美预备学校，但仍在1929年谴派37名毕业生、考选10名专科生赴美留学。至此，清末民初的留美高潮回落，此后3年没有再谴派留美生。
从1912年至1929年，清华留美预备部选派留美学生从未间断。1914年至1929年，清华还选派了留美女生53人，专科生67人，为他们提供川资和学费。
清华学校历年留美学生人数表[2](1045)
时间 清华学校毕业生 专科女生 专科男生 总计
1912 16 16
1913 43 43
1914 34 10 44
1915 42 42
1916 31 10 10 51
1917 44 7 51
1918 59 8 7 74
1919 63 8 71
1920 79 79
1921 77 10 10 97
1922 61 61
1923 81 5 5 91
1924 67 67
1825 69 5 5 79
1926 68 68
1927 51 5 5 61
1928 47 47
1929 37 10 47
总计清华留美预备部共有毕业生973人，除6人外，其余967人均被派送美国留学，加上最初清政府选派的三批直接留美生180人、幼年生一班12人、考取直接留美的女生7批共53人、专科生9批共67人，共派出留美生1279人。此外，还有以庚款津贴的自费留美生476人，特别官费生10人，各机关转人清华的60人，及“袁氏后裔生”3人[3](p68)。总计1909年至1929年，仅由庚款派遣或享受庚款津贴的各类留学美国的学生即达1800余人[3](p68)，不仅在同时期美国各国的留学生中遥遥领先，而且创我国派遣留美生的新记录。
除庚款留美生外，清末以来，尤其是民国初年，由中央政府、政府各部门或各省、各县出资派至美国留学的官费生日渐增多，特别是自备资斧赴美国留学的自费生，数量超过庚款生和各类官费生，成为留美运动中的主流。据黄炎培统计，1914年至1915年留美学生1248人中，庚款留美生约320人，省费留美生约160人，其余则都为自费生。[{4](p209)1924年，留美生共1737人，其中自费生为1075人，占总数的62%以上。[5]
庚款还带动了女子留美。此前，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使许多家庭不愿让女子接受近代教育，更不可能让女子出国留学。加之女子近代化教育起步较晚，普及较慢，更造成留学的后备力量奇缺。清末民初，随着风气日开和学部《奏定女学堂章程》的颁布及各地女子教育的推广，女子留美呈逐年递增之势，从20世纪初期最初10年每年不足10人，[4](p687)到1925年，在总数2500人留美生中，女生为640人，占25。6%，[6](p106)成为留美运动中的一大亮点。
值得一提的是，留美高潮中并非降低了留美生的质量，恰恰相反，这一时期，由于对留美生的考选和派遣日趋严格，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留美生的质量。1909年，第一批庚款留美生的选派经过了5场15门功课的考试，600多人中仅录取了47人。1910年，第二批庚款留美生的选派大部分科目还要求用英文答卷，400人中仅录取了70人。随着留美运动的发展，1916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制定了《选派留学外国学生规程》，对留学生的资格考选、派遣做出了更为严格的规定：考试分第一试和第二试；第一试由各省行政长官主持进行，考试科目为国文及外国文；第二试由教育部在北京进行，考试内容为国文、外国文、调验成绩、口试四项。其中，调验成绩以历年研究著述及学业证为据。[7](p419)这些规定一直延续下来，直到1933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出台《国外留学规程》。至于公费留学生的派遣资格，规程规定：曾任本国大学教授或助教授继续至二年以上者；曾留学外国大学、高等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本科毕业者；本国大学本科毕业生；本国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本科毕业生；中学以上各校教员；办理教育事务二年以上者。这些规定保证了所派遣的留学生具有教高的整体素质，可直接入高等专门以上学校学习，留美学习的成效也较为明显。1909年至1929年的20年间，进入美国各高等学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共5013人，（另据梅贻琦、程其保统计，这期间，留美生总数达5362人[4](p687)）在这一期间内取得学士以上学位者4364人，[8](p104)占总数的87%以上。
可以说，以庚款留美为肇端，在清末民初形成了一场以清华留美生为中坚力量、以各类官费留美生和自费留美为主流的较大规模的留美教育运动。这一运动伴随着政局的动荡和近代化历程的演进，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由涓涓溪流逐渐发展成颇具声势的洪流，并对未来的中国产生了多方面影响。
清末民初留美运动兴起及发展的历史原因
1900年，留美的中国学生只有十多人[9]，可谓萧条。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和庚款留美的实施，自1909年起，逐渐形成赴美留学的高潮，到1929年，留美生总数已超过5000人。20年间有如此巨大的变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美国退还中国部分庚子赔款用于中国留美学生的教育成为留美运动的肇端。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901年，清政府与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定了《辛丑条约》，其中之一为允付列强白银4亿5千万两，自1902年起分39年还清，年息4厘。美国共分得赔款的7%，约合美金2444万元。
清政府驻美公使梁诚经访查得知美国所用海陆军费及商民教会抚恤各项不及所额派赔款数目的一半，遂于1905年1月会晤美国外务大臣海约翰，提出核减赔款。[1](p74)1907年，梁诚再次向美国总统提出减收庚款事宜。
美国方面，自其实行排华政策以来，中国人赴美留学基本中断。而1905年11月，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却已经达到8000人[10](p202)。中国留学潮在日本。而不在美国，这种反差极大地刺激了美国，引起了美国官方与民间对扭转中国留学潮流问题的关注。这时期，作为一个实力雄厚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已经完成了对北美大陆的扩张，而将亚洲太平洋地区作为海外扩张的重点，地广人众的中国自然是其觊觎之地，所谓太平洋帝国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赋予对华文化扩张、特别是教育活动以新的战略意义。利用教育这种具有强大渗透力的工具，为美国的扩张政策服务，为征服中国服务。可以说，美国朝野上下均认为美国在中国的长远利益与美国在中国的教育事业关系密切。1906年，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给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备忘录》中指出：“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能在三十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能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他还强调：“为了扩展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方法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1](p72)詹姆士的利用教育扩大美国对中国的影响从而获取商业利益的想法很具代表性。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于1907年12月3日在国会演讲，要求授权向中国退还部分庚款用于中国政府派遣学生来美留学，以“援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繁众之国能渐渐融洽于近世之文化。”[3](p4)
正是在利用教育控制中国这种明确的对华战略思想指导下，美国政府决定退款兴学。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豁免中国部分赔款》的法案，并授权美国总统宣布实施。按此法案，中国每年按原赔款数目交付赔偿金，再由美国领事将超过美国应得赔款的部分退还给中国，用于留美教育。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正式通知清政府外务部，称美国政府决定将中国的赔款数由24，400，000美元变为实应赔偿的13，655，492.69美元，其中有2，000，000美元用于审理一年内由私人向美国债务法庭提出的申诉，裁决结束后，这部分的所有余款，也要退还给中国政府。[1](p101)总计退款额为11，961，131.12美元，[3](p6)从1909年起至1940年止，美国逐年按月退还给中国。
7月14日，清政府外务部致函柔克义，表示“此后当按年派送学生到贵国承受教育”“现已确定，从赔款开始退还之年起，敝国政府于前四年每年谴送百人至美留学，……自第五年起，每年至少必遣五十人赴美留学，一直至该项退还赔款用毕为止。”[1](p102)对此，美国政府极为满意。而后，清政府外务部又将《派遣美国留学生的章程草案》递交柔克义。草案分总则、总目标、留学生资格、候选人提名方法、留学生的考试和选拔、培训学校、留学生在国外的监督等。选派留美生进入实施阶段。1909年10月，第一批庚款留美生共47人赴美留学，拉开了清末民初留美运动高潮的序幕，庚款留美生的派遣在整个留美运动期间从未间断，并成为留美高潮的中坚力量。
第二，清政府实施的新政为留美运动奠定了基础。
《辛丑条约》签订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为挽救岌岌可危的封建专制统治，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其重要举措包括废除科举制、兴办新式教育、鼓励留学等，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为留学运动形成高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代中国的新式教育产生于洋务运动期间。为了满足举办洋务的需要，清政府在洋务官僚的推动下创办了包括同文馆、上海同文馆、广州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三十多所洋务学堂，以培养新式人才。戊戌维新期间，光绪帝采纳维新派的建议，颁布了废除八股取士制、筹办京师大学堂等十几项有关教育改革的措施。但这次改革却以失败告终。
20世纪初，迫于统治危机和各地要求改革教育的呼声压力，清政府在新政期间进行了教育改革。1904年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正式实行的近代学制章程。它明确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培养目标、学习年限、学习科目及其相互之间的衔接统属关系。1905年，清政府又下诏废除科举制度，标志着中国的教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此后，各省陆续兴办新式学堂，使以讲授近代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新式学堂迅速发展，全国学生数逐年递增。据学部总务司统计全国各类新式学堂和在校学生数：1907年，全国学堂及教育处所共37672所，学生1013571人。[11](p295)到1909年，学堂增至58896所，学生增至1626720人。[11](p330)两年中学堂增加了21224所，学生增加了613149人。这种增长速度在中国新式教育产生以来前所未有。
在清末新政期间的教育改革中，首次以国家法令的形式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必须开设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课程，直接推动了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广为传播。特别是新式学堂的近代教育较之传统的旧式教育在培养学生的能力和思维方式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使一批又一批与传统教育不同的新型知识分子成长起来，成为留美生的预备力量和人才基础。留美生中的省费生、部费生多从各学校选拔。因此，各新式学校、学堂的学生渐渐成为清末民初留美生的最大来源。
同时，清政府为实行新政的需要，也急需各类人才，特别是精通西学和掌握先进科技知识与技能的人才，为此而鼓励出国留学。1908年，学部与农工商部、邮传部会奏挑选京师及各省中学堂以上的毕业生出洋学习实业，并规定官费生“概学习农工格致各项专科，不得改习他科”。自费生“非学习农工格致三科者，不得改给官费”，已经认习此三科者，“亦不得改习他科”[12]。表明了清政府对于实业人才的迫切需要。
第三，政府开放的留美政策为留美运动提供了制度保证。
就派遣留美生而言，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均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制定了一些鼓励政策，促使留美运动快速发展。在积极实施庚款留美的同时，清廷允中央各部及各省督抚酌情选派留美生。民国以后，政府依然鼓励留美。1912年10月，由财政部出资派遣任鸿隽、杨诠、宋子文等11人赴美留学。1918年，教育部决定每年从各大学和高等专门学校中选拔优秀教员赴欧美留学，并于当年派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邓萃英、南京高等学校教授卢颂恩、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监主任杨荫榆、教授沈葆德、北京高等工业学校教授梁引年等赴美留学。交通部也曾在1908年至1925年间派送200多人赴美留学。
在实施官费派遣留美生的同时，政府鼓励自费留学。综观留美生的构成，自备资斧的自费生总数远多于官费生。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与政府的留美政策关系密切。比如：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后，鼓励出国留学，规定每年举行一次留学毕业生考试，根据考试等第分别给予出身录用。这就使留学生毕业考试取代科举考试而成为一种新的官吏选拔途径。就在这一年，清政府举行了第一次留学生毕业考试，应考的14名留日学生全部通过了考试，按照有关章程，都获得了进士或举人出身，并被授以官职，从而首开归国留学生被授以科举出身的记录，也带给国人留学入仕的梦想。此后，清政府对归国留学生进行了多次廷式，对录取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内阁中书等官职，并按照所学专业分配到外务部、度支部、学部、陆军部、邮传部等中央政府部门就职。而随着辛亥革命前后留日热潮的急剧回落，留学美国成为势头日益强劲的时尚。1910年，留美学生增至500多人，[13]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前夕，留美学生人数已达到650人。[14]这期间稳定增长的自费留美生也与1909年外务部、学部制定的《遣派游美学生办法大纲》中规定的津贴在美自费生办法不无关系，即：庚款“经费如有盈余，每年酌拨若干为奖赏自费学生之用，至多者每年约五百美金，至少者一百美金”，[4]（P174) 1919年，又出台《清华学校津贴在美自费生章程》。按照章程，清华学校每年用于津贴每名自费留美生的金额为美金480元，津贴名额为70人，以“体恤寒? ，奖励游学，使在美自费生之有志上进而无力卒学者，得以学成致用”。[1](p229)到1929年止，清华共津贴留美自费生476人，特别官费生10人，各机关转入清华官费生60人。[3](p96)庄长恭、陈翰生、周宏志、陈焕镛等都曾得到清华庚款的资助。与官费生相比，自费留美生还有一些优惠政策：一般只须中等学校毕业，且各省无名额限制，如所学专业为国家急需，成绩优异，还可转为官费生，或酌给官费津贴，回国后，待遇与官费生一样，等等。这些政策使家资富有的人得以赴美留学。民族资本家徐润就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送子随美国人傅兰雅赴美国自费学习商业机械科，5年毕业，共用费近3万两。到20年代，自费生比例明显提高。以1924年在美留学的官费生和自费生数字统计为例：清华留美生433人，交通部派遣留美生49人，各省派遣留美生180人，即官费生合计662人。自费生共1075人。[5]
当然，在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军阀混战不休的社会里，清末以来留美政策并非是完善的，有许多地失误，在此暂不做探讨。
第四，救亡图存构成了留美运动的社会政治基础。
救亡图存是中国近代史的主旋律，如同每一次爱国运动都与救亡图存的主旋律密切相关一样，清末民初的留美运动也是这一主旋律的反映和体现，并成为这一运动持续发展的社会政治基础。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在中法战争中的不败而败，特别是20世纪初期，八国联军肆虐京城，《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国已经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华民族正一步步濒临被列强侵吞的危机之中。这一现实促使仁人志士民族意识的觉醒，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第一要务。而清政府的腐朽和封建军阀的混战不休使中国人民苦不堪言。当时的有识之士普遍认为要想救亡图存，求得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要探寻西方国家的强盛之道，就要培养大批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包括政治、军事、科技等方面的人才，甚至认为：“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关头，唯游学外洋者，为今日救吾国唯一之方针！”[15](p381) “须知今日之中国，正属需要留学生之时代。中国之种种学识远不如人，欲图企及之，非留学生莫属也。故强中国，有籍乎种种学识之进步；而进步学识之责，在乎留学生。留学生者，强国之元素也。凡吾国学生之爱国者，不可不留学。”[16]可以说，出国留学已经被仁人志士作为救亡图存的一种途径了。正是由于爱国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振兴中华的使命感，才有“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政治救国”等迫切愿望，才使得出国留学有着不竭的动力。由于中日两国比邻及文化上的接近等因素， 20世纪初年留学热潮是在日本，达到了8000人左右。但是，随着1915年以后日本对华侵略扩张，引起中国各界的反日运动，留日热潮回落。而这时期的美国已经成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中正处在经济、文化、尤其是科学技术较为发达的地位。它是最早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国家，工业生产在1894年就跃居世界第一，交通运输、科技和文化等各项事业更是发展迅猛，呈现出国强民富的势头。这对留美运动具有一定的吸引作用，使美国成为中国人出国留学的理想之地。留美生认为，美国是依靠工程实业立国的。“美国赖以发达其天然之富者，工艺工程也。故工艺之巧，工程之精，各国中当推美国为第一。我国学生留学西洋者，以留学美国者最多。留学美国者，以专门工程及实学者为最多”。[13]中国的地理形势与美国相似，却贫瘠落后，主要原因是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因此要留学美国，以实现富国强国之目的。无数留美生对祖国命运的关注，正如闻一多所创作的《七子之歌》、《我是中国人》、《爱国心》等诗作，无不体现着对灾难深重的祖国的赤字之心。
第五，中国社会的转型成为留美运动的内在动因。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开始了社会转型的漫长历程，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的变迁与发展，逐步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在漫长而复杂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西方文化的强行侵入使中国传统的文化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激烈震荡，一方面，主流文化遭到质疑，另一方面，外来文化得到认同，特别是对新兴资本主义强国----美国的强势文化的认同。伴随着社会的转型，一些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标准也发生着变化，不再是仅仅固守传统的了。他们中的一些人走出国门，走向美国，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应当说，这是顺乎时代潮流的一种选择。
第六，近代化城市的兴起和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工商业的不断发展是留美运动的土壤。
20世纪初，中国的城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中世纪以来原本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如：苏州、杭州、湖州、松江、太仓、佛山等发展缓慢，而东南沿海及长江沿岸的一些通商口岸城市却发展较快，逐渐成为工业、商业、金融、交通和文化的中心。一些较有影响的学堂、大学都集中在一些大的通商口岸或洋务经济中心，如：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南洋公学、复旦公学、直隶的北洋大学、唐山路矿学校等。这些新兴的近代化城市不仅出现了较多的自费留美生，还得以凭借自身的经济、文化优势派遣留美生。
各省派遣留学欧美生定额表（1916年）[17](p314)
省别 留学欧美定额 省别 留学欧美定额
奉天 38 直隶 12
广东 30 山西 12
江苏 25 安徽 12
湖南 25 福建 10
湖北 22 吉林 9
河南 21 陕西 8
江西 21 广西 3
浙江 20 甘肃 1
四川 17 贵州 0
云南 17 黑龙江 0
山东 15
从1916年各省谴派留学欧美的定额比较，不难看出，由于各省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文化教育的不平衡，也导致出国留学规模的不平衡。发展较快的省份，如：江、浙、湘、粤等谴派留学欧美生较多，而经济比较落后，发展比较缓慢的省份谴派留学欧美生较少，甘肃只有1人，而贵州和黑龙江没有谴派留学欧美生。
从庚款留美生的派遣看，1909年，第一批47名庚款留美生中，比较多的生源是来自江苏、浙江、广东等早期开放城市，分别为21人、9人和6人。以后各年的清华留美生也多来自这三省。
清末民初清华留美学生统计表[1](p50)（略）
总计从1909年至1929年，清华留美生生源情况为：江苏274人，高居榜首，占21年派遣留学生总人数的21.59%。以下依次为广东185人，江苏157人，福建92人，河北81人。而甘肃、新疆、辽宁、吉林等省份则寥寥无几。
以上两表所反映的省费留学欧美生数和清华庚款留美生数都以广东居上乘。这种情况是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相关联的。鸦片战争以后，广东是中国最早接触西方之地，中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中外贸易等都是广东得风气之先。特别是外国教会教育也始于广东沿海地区。半个世纪后，广东成为留美生较多的省份是必然的。随着列强势力进入长江流域，通商口岸增加及近代工商业的发展，江苏、浙江等省逐渐成为新兴的近代化城市，这些城市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受西方科学文化影响较大，教育水平较高，自然有了孕育留美生的土壤。
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出现了发展趋势，需要大批管理人才、外交人才和掌握现代化大机器生产技术的人才。同时，随着民族资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也需要有精通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人才，以提高政治地位，并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而各类人才产生的最有效的途径是出国留学。张謇就曾主张多派留学生，无论官费、自费，留学生应“将农工商各业认定一门”，并限以年限，以观其成，“务使学实业者居其大半，庶异日回国，人人皆克自立，……以效用公家昌明社会。”[18](p26)发展实业的需要正是不少人留学美国的原因之一。
第七，美国教会组织在中国创办的为数众多的教会学校为留美高潮推波助澜。
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传教士开始在中国设立学堂。至19世纪70年代，已有教会学校约800所，绝大部分是小学教育，在校学生约2万人。[19](p228)19世纪90年代，教会学校已经达到2000所左右，在校学生4万多人。20世纪20年代，教会学校学生已达34万人，[17](p332)教会大学有16所，其中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金陵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等7所著名的教会大学属于美国基督教教会系统。[20](p506)这也难怪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出国留学的主要国家是美国了。与中国自办的学校相比，教会学校学生更具有英语优势，更多地受到新式教育和掌握实用科学知识，也更多地受到欧美文化的熏陶而在潜移默化中趋于认同。这使他们成了留美学生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第一批庚款留美生中，绝大部分有在教会学校学习的经历。1910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二次庚款留美生考试中，共录取了31名考生，其中26名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在广州则录取了6名，其中5名来自广州的教会学校，[20](p471) 1917年清华学校刊行的游美同学录，归国学生386人中为教会学校出身者174人，占全数的45%。[21]1921----1925年，中国留学欧洲和美国的自费生总计为590人，其中，教会学校出身者181人，而162人留学美国，占89.5%。[22](p245)后来成为中华民国外交家的施肇基、顾维钧、王正廷等，都是教会学校派出的留美生。可见教会学校在留美运动中的作用。
总之，清末民初的留美运动是诸多社会历史原因和历史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剧烈变革的产物。它们不同程度地影响和促进了清末民初留美运动的形成与发展，使这一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化历程中最具特色并与这一历程相契合的一场运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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